厦门佛教与海外的交流往来，同厦门海外交通发展有着紧密的关系。厦门海外交通的发展，始兴于明末清初，特别是郑成功据厦抗清时期，将厦门开拓成为海外贸易的基地，商船除经常往来东南亚诸岛国外，还从厦门开辟一条直通日本长崎的航线，日本黄檗宗的开山祖师隐元和尚及其法嗣多次往来日本长崎，就是从厦门乘郑氏商船出入的。
厦门最早去南洋传教的僧人，见于文字记载的有虎溪岩派的第四代僧人如珠、如宜。如珠，字佛寿，虎溪第三代祖师慧灯的法子，“出居安南（越南）国”。如宜，字佛宾，虎溪第三代祖师慧船和尚的高徒，“出居三宝垄（印尼港口城市）”。他们的出国时间没有具体的记载，但从与他们同辈师兄弟的生活时代估算，其出国年代应不迟于清乾隆中期。
早期从厦门出国南渡的僧人和其他佛教徒，散布新、马、泰、缅和越南等地。近代，厦门开埠后，南普陀寺日益兴盛，特别是由“子孙丛林”转制为“十方丛林”后，在太虚等知名法师的领导下，更加兴旺发达，南普陀寺几可代表厦门佛教。同时，海外交通进入全盛时期，闽南华侨出国形成高潮，许多僧人随着出国大潮，通过厦门南普陀寺走向世界，远赴五大洲弘法，其中尤以到东南亚各岛国传教居多；国外佛教界人士也通过厦门频繁往来，厦门逐渐发展成为中外佛教交流窗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厦门辟为经济特区，台、港、澳地区以及东南亚各国贸易往来更加频繁，缁素间除了交流外，海外人士对厦门佛教的振兴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一节 港澳台地区
一、香 港
香港佛教始兴于清末民初。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政府被迫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后，香港逐渐成为现代化的商业港口，各国商人、游客云集，内地移民骤增，香港佛教随之活跃兴盛起来。香港佛教具有社会性的组织活动则始于民国五年（1916），由旅居香港具有佛教正信的内地商人潘连徽、吴子芹、卢家昌、罗学敏等发起组织“佛教学会”，后又设立极乐院，每周举行一次佛教演讲，民国九年，由佛学会发起礼聘太虚法师赴港举办规模弘大的讲经法会。此次法会影响甚广，其后，香港佛教徒日益增多，遂着手组织佛教居士林，设立佛经流通处，创办佛教报刊，组织佛学研究机构，并营建寺院庵堂。抗战胜利后，大陆有许多出家二众到香港或新加坡、马来西亚弘教，其中从厦门南普陀寺出发的著名僧伽有印顺、演培、元果等，他们或往来港、台，远至新、马弘传佛教；或在香港建立寺院、精舍住修。
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佛教又有飞跃发展，据有关资料统计：香港地区的寺院精舍，1956年以前还不到40所，至1960年发展到165所，到1990年已有寺宇、精舍达400多所，出家僧尼3000多人，佛教团体200多个，男女佛教徒占香港总人口70%以上，约有460至470万人。
香港的佛教组织，具有地区代表性的有“香港佛教联合会”。它不仅负有香港地区佛教的内联工作，还是“世界佛教联谊会”香港地区活动中心，负责香港佛教与世界各国佛教的外联工作。“香港佛教僧伽协会”，是香港僧侣组织，同样也是“世界僧伽协会”的分支组织。“香港佛教居士林”，是全港性在家佛教徒组织，很有影响力。此外，由于香港的特殊地位，斯里兰卡和韩国等国家的佛教组织和寺院，也在香港设有分支机构，如“南韩佛教香港分会”等，在香港进行传教活动。
香港的佛教文化教育甚为发达，由佛教组织兴办的佛教院校，在二次世界大战前有“东莲觉苑女子佛学院”、“凌云寺佛学院”和“东普寺佛教研究所”等，战后又建立“能仁书院”（香港佛学最高学府）、“华南佛学院”、“栖霞佛学院”、“菩提佛学院”。此外，还有佛教组织创办的面向社会的研究所、大专学校、中、小学和托儿所共73所。
在宣弘佛教方面，民国十九年（1930）以来，香港佛教界曾先后创办《佛学季刊》、《华南觉音》、《人海灯》、《香海佛社》、《无尽灯》、《香港佛社》等刊物。但发行期数均不多，唯有后来香港佛教联合会创办的《香港佛教》经久不衰，发行量最大，流通面最广。还有释洗尘创办的《因明》佛学杂志，学术性强，颇受海内外佛教学术界的欢迎。此外，香港还有4座颇具规模的佛教图书馆，其中“志莲图书馆”藏有藏经和有关佛教史、志、传、理论、艺术和研究工具书六大类图书10000多册，其他如“中华佛教图书馆”、“宝筏图书馆”、“香港佛教图书馆”，藏书也颇丰富，对佛教文化的传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香港佛教界对兴办社会福利事业甚为热心，共创办有500多床位的佛教医院1所，佛教安老院和老人安乐中心等5所，慈幼院1所，青年康乐营1所。这些福利机构，基金充裕，建筑设备齐全，环境优美，服务良好，对弘法利生，有较大的贡献。
厦门和香港，历来为闽南众多华侨出入国门的两大桥头堡，两地之间形成一条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厦港两地的佛教通过这个纽带往来频繁，关系密切。以香港为中心往来新、马、菲、印尼以及台湾等地的佛教界人士，厦门南普陀寺为必登之地，到厦门的佛教徒必到南普陀寺朝拜，年均达30多万人次。南普陀寺以及厦门佛教界缁素人士出入国门也都要经过香港，厦港两地佛教徒往来络绎不绝，其中知名高僧如太虚、转逢、转道、会泉、性愿、广洽、瑞今、印顺、宏船、竺摩、演培、元果等，都曾多次往来香港弘法。民国十六年（1927），太虚在厦门南普陀寺方丈任内，在会泉法师的大力支持下，经香港参观访问欧美各国，受到各国佛学界的盛大欢迎，香港学术界多次报导太虚访问欧美的行迹。出入经过香港时，均受到隆重的接待，并恭请他讲演访问欧美的经过和各国的佛教情况。此外，如印顺、演培、竺摩、元果、宏船、常凯诸法师，多次往来或建精舍于香港，在港布道弘教，受到香港佛教界的尊崇和敬仰。
改革开放以来，东南亚各国和台、港地区的佛教界缁素人士往来更为频繁。大部分早年出国旅居东南亚和港台地区的侨僧、华僧均纷纷回大陆朝山、拜祖、访问、参观，捐献巨资修建祖庭和其他寺宇，有的还在内地收授男女出家徒众，安置在闽院修学，以培养海内外佛学接班人。近年来，又有闽院二批毕业生应聘往香港住持寺院或入佛学院任教，其中有净松、德辉、达常、戒胜和悟光等人。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些热心的海外佛教徒，为厦门的佛教建设做出重大贡献，如港台著名老居士南怀瑾等为南普陀寺兴建一座恢弘壮伟的大禅堂。李秀丙、施联辉和王震居士夫妇等，为南普陀寺等寺院、闽院捐赠两辆汽车和大批经书以及各项教学设施。1996年，香港钟氏财团家族捐资650万元建紫竹林闽院女众部教学楼、五观堂等5座楼房。
厦门佛教僧众前往香港参访弘法也日益增多，1984年4月，南普陀寺素食部应邀赴香港作示范表演，由于烹调技艺精湛，轰动一时，载誉而归。1989年南普陀寺方丈妙湛和尚等5人应香港佛教总会觉光法师邀请赴港访问。1993年9月市佛教协会秘书长诚信法师和闽院教务长了法法师应邀前往香港参访（此行还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1998年元月，圣辉大和尚应邀前往香港为志莲净苑大雄宝殿诸佛菩萨圣像开光。
2003年3月28日至4月8日，南普陀寺组织以则悟法师为团长的30人法务团，参加香港大屿山莲池寺启建的水陆法会，并选派闽院研究生正满、本科应届毕业生演梁等10位学僧住锡莲池寺，担任监院等职务，为期1年。5月8日至14日，香港旭日集团董事长杨钊居士喜舍净资，在南普陀寺启建“祈祷世界和平国泰民安降伏‘非典’病魔（SARS）水陆法会”。6月，闽院与厦门大学筹备创办“厦门大学佛学研究中心”，香港福慧寺、弘法寺住持净雄法师十分关注，表示要长期资助，香港旭日集团董事长杨钊居士闻讯，十分高兴，专门派代表参加“佛学研究中心”揭碑典礼，表示要捐资100万元，资助研究中心开展活动。
2003年7月10日，香港佛教四众弟子热烈响应圣辉大和尚举行“海峡两岸暨港澳佛教界为降伏‘非典’国泰民安世界和平祈福大法会”的倡议，组织近百人的代表团，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香港正觉莲社社长、观宗寺法主和尚觉光长老，香港佛教联合会副会长、香港菩提学会会长、西方寺住持永惺长老，宝莲禅寺住持初慧上人，香港佛教联合会总务主任、宝莲禅寺监院智慧法师，香港佛教联合会秘书长、香海正觉莲社副社长区洁名，中联办协调部处长高闽，联泰国际集团主席、世界舜裔联谊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陈守仁居士；新富证券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厦门联谊会理事长陈捷中居士，厦门厦顺铝箔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厦门联谊总会监事长陈成秀，香港诺林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厦门联谊总会副理事长林华国，香港丰州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厦门联谊总会名誉会长林龙安，明发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主席、香港厦门联谊总会名誉会长黄焕明等高僧大德与知名人士踊跃参加。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释觉光致贺辞，盛赞大法会是“新的世纪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盛事”，呼吁两岸四地缁素弟子“继承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提倡开放和包容，谋求合作，增进团结，共同发展”。香港厦门联谊总会理事长陈捷中高度评价圣辉大和尚发起的“缘结两岸，情牵四地”的祈福法会，意义深远，功德无量。
二、澳 门
2006年10月29日，应澳门中华妈祖基金会邀请，由中国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圣辉大和尚为首组织代表团60人应邀参加“祈福祭典妈祖法会”活动，其中南普陀寺以传明法师为团长、德煌法师为副团长等30人组团参加。
2008年2月25日，在澳门无量寿功德林住持戒晟法师的带领下，“澳门无量寿功德林朝圣团”一行45人前来南普陀寺朝拜。
三、台 湾
厦、漳、泉闽南地区，是台湾移民主要祖籍地。现在台湾民间流行的语言，仍以闽南方言为主。明末清初以来，闽南大量移民涌向台湾，他们把在祖籍地的宗教信仰带到台湾衍传下来。据台湾当局1987年统计，全台湾登记的佛教寺院共1157座，其中，认同泉州安海龙山寺为祖庙的台湾龙山寺就有441座。在台湾最早的龙山寺，是建于清初顺治十年（1653）的鹿港龙山寺，由泉州僧肇善奉请安海龙山寺观音菩萨铜像一尊往台倡建，是聘请安海建筑师按安海龙山寺原形建造，连木料都是从安海运送至台湾。而规模最大最有影响的是建于乾隆三年（1738）的台北艋舺龙山寺，曾经多次重修扩建。最大一次大修是在民国八年（1919），由从厦门往台的释福智（晋江人）倡修，请泉州名建筑师傅聚发和其养子王世南精心设计，全面新修扩建，成为全台最为华丽的佛寺。
台北另一古老的佛寺剑潭寺，原名观音寺。据传说，创建观音寺的是厦门僧人华荣，他于康熙初年，从厦门奉请一尊木雕观音菩萨像去台湾，行经八芝兰的大直山东麓时，忽然有一条红蛇挡路，以为神灵显圣，就在当地搭建茅亭奉祀这尊观音菩萨，称为“观音亭”。此后声名远播，香火鼎盛，信众集资将茅亭扩建为壮丽的寺院，改称观音寺。日本占领台湾期间，将寺院迁建于北势湖附近，改称为“剑潭寺”。
明末清初，郑成功据厦抗清时，有一批明朝的遗老遗少避乱流入厦门。他们深怀国破家亡之痛，有些人即遁入空门，削发为僧，如林英、李茂春、张士郁等。这些人在厦门出家后，又随郑氏东渡台湾，他们在台湾虽栖身山寺，却与流寓台湾的明朝遗臣时相往来，由于他们的气节和文才普遍受到人们的尊崇，对始兴的台湾佛教有很大的影响。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日本侵占台湾后，开始在台湾推行日本佛教。日本佛教曹洞宗、临济宗、净土宗、净土真宗、真言宗、日莲宗、天台宗和华严宗等八宗十二派纷纷派僧侣到台湾布教。在政治压力下，台湾原有的大陆汉传佛教被迫归属日本佛教系统。僧人全加入禅宗，曹洞宗和临济宗各半；居士一部分加入禅宗，大部分加入净土宗和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派。由于不愿受日本的殖民压迫，不能接受日本和尚娶妻养家吃荤等特色，不少大陆赴台的佛教精英分子纷纷回国。1922年4月4日，台湾成立了名为民间团体，实以日本官员为会长的全台性佛教组织——“南瀛佛教会”。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在台推行“皇民化”政策，规定凡未归属日本佛教的寺庙、斋堂都改为神社，佛寺器物、制度、仪轨均仿效日本，造成台湾佛教彻底日本化的局面。
台湾佛教是随着大陆的多次移民而发展起来的，与闽南的大批移民关系更为密切。长期以来，厦门与台湾的佛教交流往来频繁。民国初年，厦门南普陀寺首任方丈会泉和尚多次应聘前往台湾讲经说法。民国元年（1912）7月，会泉首次应邀往基隆月眉山灵泉寺，开讲《金刚经》、《心经》和《大乘起信论》。九年（1920）再次受聘往台，在大同山龙湖庵讲《金刚经》，后又应请在超峰寺讲《大学之道》。十二年（1923）第三次应聘去台湾龙湖庵主讲《唯识论》、《心经》和《地藏经》，同时为数十名在家男女居士皈依受戒。二十二年（1933）又两次东渡。3月，在龙湖庵开讲《金刚经》和《大乘起信论》，并为台湾僧尼传授唱念梵呗和拜万佛、做水陆法会及法事规仪。10月再度赴台主讲《地藏经》，并主持启建台湾佛教史上第一次水陆大法会。法会后又为100多名在家男女居士传授三皈五戒，盛况空前，轰动全省。此行有20多位台湾僧人随其来厦门，进入他主办的“万石岩佛学研究社”修学。会泉和尚多次赴台弘法，促进厦门、台湾两岸的佛教交流，自此相当一个时期，两岸佛教界人士往来无间，关系密切。
1945年台湾光复后，大陆的佛教即受到台湾的欢迎。1949年后，许多闽院的师生，纷纷赴台弘法，如印顺、大醒、慈航、演本、演培等。台湾当局以为大陆赴台僧侣都是“危险分子”，1950年6月慈航、道源、星云等法师被官方拘捕，形成所谓的台湾“法难”。李子宽、董正之、丁俊生、孙张清扬等居士奔走营救。他们约同南亭法师、白圣法师成立“中国佛教会驻台办事处”，由东初法师担任主任，南亭法师任秘书，白圣法师任干事，出面保释被拘僧侣。这些从大陆赴台的僧侣、居士，从事寺院的经营、佛学的开创、经书杂志的发行，以及大藏经的影印等，使得台湾佛教兴盛一时。
1952年秋，印顺法师赴台后，为台湾佛教的学术化注入新的营养。在台期间，他先后写成《中国禅宗史》、《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等书籍，并修建新竹福严精舍、台北慧日讲堂和嘉义妙云兰若，成立“新竹女众佛学院”。大醒法师赴台后，先后担任善导寺、新竹寺导师，讲习佛法，培育僧才。演培法师在台湾期间，除任善导寺住持外，还任太虚图书馆长、太虚佛学院院长、新竹一同女众佛学院副院长、慈航中学常务董事、中国佛教会理事、星洲灵峰般若讲堂住持、新竹福严精舍舍长、日月潭玄奘寺住持、越南妙法寺住持等职，弘法利生，不遗余力。
1988年以来，台湾当局放宽政策，台湾佛教徒开始组团回大陆朝山拜祖或旅游观光。近年，南普陀寺多次接待回大陆朝山、拜祖、寻亲、旅游弘法的台湾佛教团体或个人，通过交往，增进两岸佛教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两岸佛教文化的交流，并为促进祖国的统一，做出重要的贡献。
1992年7月，台湾佛教徒组织“能仁全国斋僧团”一行64人，来南普陀寺举办“千僧斋”，拉开当代海峡两岸佛教界紧密交往的序幕。是年8月，台湾香光女众佛学院院长释悟因尼师一行4人来厦与闽院交流教学经验。此后释悟因尼师多次来厦，并为闽院女众部在紫竹林建校捐资200万元人民币。台湾前后来厦的佛教界著名人士，还有台湾圆光学院教务长惠空法师、佛学法师印顺长老。特别是在2002年10月台湾大德圣严法师率领一个由500人组成的“大陆佛教圣迹巡礼团”参访南普陀寺，受到圣辉大和尚和厦门佛教四众弟子的隆重欢迎，这一事件堪称两岸佛教界友好交流的一大盛事。是年台湾中坜圆光佛学院如悟法师带领该院第15期毕业生参修团来厦参访佛教寺院，并与闽院以“现代僧教育”为主题举行专题座谈会。
2002年2月23日，圣辉大和尚代表大陆佛教界护送佛教圣物“佛指舍利”赴台供奉，并由闽院学僧20名组成护法二团前往，圆满地完成护送任务。
2003年6月11日，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厦门南普陀寺方丈圣辉大和尚率两序大众，发起倡议“海峡两岸暨港澳佛子，会集南普陀，以佛法之‘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观众生苦，发菩提心’，聚僧尼一千，居士一万，设护国坛、药师坛、普门坛，同诵《仁王护国经》、《药师经》、《普门经》”，举行为降伏“非典”国泰民安世界和平的祈福大法会。7月10日在南普陀寺正式举行。台湾应邀参加的法师有：台湾佛光山开山法师星云长老、台湾中佛会净良长老、台湾世界佛教僧伽总会护持会主任委员郭俊次博士、台湾佛光山教育院院长慈惠法师（女）、台湾中华佛光总会署理会长慈容法师（女）、台湾南华大学教授依空法师（女）等60余人。郭俊次博士代表台湾佛教界在大会上发言：在“非典”侵袭两岸四地的非常严峻时刻，海峡两岸人民“大家‘同病相怜’，没有仇恨，只有恩爱。两岸同胞，相互关心，互相加油，情同手足，血浓于水，关怀之情，祝福之语，溢于言表。中国人‘关照’中国人，非常感人”。充分肯定圣辉大和尚大发慈悲，大行愿力举办这次大法会是一个“创举”。法会期间，台湾中台禅寺住持释惟觉致电大法会，其电云：“欣闻贵寺订于本年七月十日，为海峡两岸人民共同抗“非典”成功，并为不幸死难同胞举办消灾祈福暨超荐大法会，南普陀寺亦秉持佛陀圣教，以慈悲心、平等心、至诚心，祈求三宝慈光加被，众生苦海永离，海峡两岸早日和平统一。逢此殊胜因缘，特申贺忱，并祝法会顺利圆满成功。”
2004年6月13日，南普陀寺一行66人，组成以圣辉大和尚为名誉团长、慧然法师为团长的法务团乘坐“同安”号客船前往金门，举行金门有史以来最隆重的水陆大法会，两岛佛教界人士数万人共同祈祷世界和平、祖国早日统一。
2005年8月15日 ，厦门、金门佛教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祈祷和平法会在南普陀寺举行。2006年10月21日，由金门佛教理事会发起举办的“两岸和平消灾祈福水陆法会”在南普陀寺举行开幕式，随后由南普陀寺法主圣辉大和尚、方丈则悟法师为首的一行57人法务团赴金门参加法会。
2007年4月1日（农历二月十五日），适逢释迦牟尼佛涅槃纪念日，由台湾嘉义县竹崎乡文丰村大坑凌云岩朝拜团150人在乡长王焜弘带领下到南普陀寺进香，受到南普陀寺两序大众热情接待，该团离厦前特地送来一方“阿里山风景”画匾，以表谢意。
2007年5月1日，南普陀寺举办第一届海峡两岸 “温馨之夜”传灯祈福法会，法会的主题为“祈祷和平 ，传递和谐”。此次法会恭请南普陀寺法主圣辉大和尚为名誉主法，方丈则悟大和尚为主法，金门佛教会理事长性海大法师和澎湖佛教会理事长心舫长老（尼）为主礼嘉宾，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及全寺僧众千余人共同参与传灯，共同祈愿世界和平、国泰民安、社会和谐、两岸民众安居乐业。
同年9月13日，由闽院、香港《文汇报》、厦门大学联合举办的“2007中国佛教公众形象主题论坛”在南普陀寺讲堂隆重举行。本次论坛旨在研讨如何加强中国佛教自身建设，使中国佛教的社会公众形象适应世界形势的发展，更好地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积极作用。参加会议的领导与嘉宾有：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圣辉大和尚、重庆市佛教协会会长惟贤长老、台湾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净良长老、台湾观音寺方丈明乘长老、厦门大学朱崇实校长、香港《文汇报》社长助理王陶先生、国务院新闻局吴帆局长、中央统战部一局朱越利局长、厦门民宗局陈建德书记、北大哲学系楼宇烈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黄夏年研究员、复旦大学王雷泉教授、新加坡天竺山毗卢寺方丈慧雄法师、香港三德弘法中心主席净雄法师、台湾佛教联合会莲海法师、福州鼓山涌泉寺方丈普法法师、九华山佛学院延续法师、贵州弘福寺方丈心照法师、厦门南普陀寺方丈则悟法师等，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50多位大德法师、30多所知名学府的教授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
这些活动，把厦台、厦金两岸法门弟子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把海峡两岸弘法利生、慈悲济世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极大地增进了海峡两岸佛教界之间的法谊和教情，也充分展现了两岸同胞之间的亲情和友情。
第二节 日本和韩国
一、日 本
日本为亚洲东部岛国，与中国隔海相望。6世纪中叶，佛教自中国经朝鲜传入日本。
福建与日本的佛教交流可追溯至唐代，唐代文献即有天宝十二年（763）“泉州超功寺僧昙静，随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弘法”的记载。北宋熙宁三年（1070），日本僧人成寻入宋求法，即与泉州人坐宋船来华的。南宋嘉定十年（1217），侨居泉州开元寺的日僧庆政回国时，曾带回一部福州鼓山版《大藏经》，清初，旅居日本的木庵和尚弟子铁文曾加以翻刻。清末，厦门南普陀寺曾向日本请回一部藏经，即此日本翻刻本《大藏经》。
明代后期，中国商人与日本的私贸往来甚为活跃，泰昌元年（日本元和六年，1620），中国商人刘宽在日本削发为僧，法号真圆，将“三江”帮帮首欧阳云台在长崎的别墅改为佛寺，名东明山兴福寺，又称“南京寺”。崇祯元年（日本宽永四年，1628），闽南僧人觉海在长崎紫山建福济寺，又称“漳州寺”。崇祯八年（日本宽永十一年，1635），福州崇福寺僧超名在长崎圣寿山建崇福寺，又称“福州寺”。以上三寺，合称为长崎“唐三寺”（日人称中国人为“唐人”）。福济寺从第一代至第六代住持都是闽南籍高僧，按代序为释觉海，漳州人；蕴谦，泉州人；慈岳，晋江人；东澜，永春人；喝浪，晋江安海人；独文，安溪人。
成批僧人从厦门出国去日本传教的，是清初隐元和尚及其法嗣，在日本创建新黄檗宗佛教。日僧先后来厦门传教的，有清末和民国初年的日本东、西本愿寺教派的大谷魁耀、神田惠云和岩崎闻号等。
（一）华僧东渡弘法
隐元和尚是开创日本佛教新黄檗宗的始祖，此后黄檗宗成为日本佛教的盛宗，据统计，日本现有黄檗宗万福寺的分寺500多座，教徒2500多万人。
隐元和尚原为福清黄檗山万福寺的方丈，是临济三十二世正宗的得道高僧。南明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1652），隐元及其嗣法弟子木庵，同时得到日本长崎福济寺住持蕴谦（木庵师弟）和兴福寺住持逸然的来信，恭请他们东渡日本弘教。木庵即派弟子灵臾从厦门乘船去长崎了解情况。灵臾回国汇报后，翌年，又接到蕴谦和逸然的促行请柬。隐元、木庵再次遣大眉和灵臾去日本详察，并与蕴谦，逸然具体联系。大眉等回国后，详细介绍日本朝野人士和民间敬奉佛教的情况，以及从厦门航海东渡的过程，同时带回蕴谦诸僧敬请的诚意。隐元闻报后，遂决意东渡。
清顺治十一年（1654）五月十九日，隐元一行30多人到泉州，在开元寺款留5日后，木庵亲自护送至厦门，住醉仙岩（天界寺），并与驻守厦门的郑成功取得联系，由郑成功派船护送赴日。六月二十一日，隐元及其法嗣30人乘郑氏商船出发，木庵遣侍者雪机一路随侍，至七月初五日安抵长崎，受到长崎“唐三寺”僧众和教徒3000多人的热烈欢迎，尊称之为“古佛西来”。是年，隐元即在兴福寺过冬，此后往来于“唐三寺”之间弘教。
越岁三月，隐元遣雪机回国，召请木庵赴日助化，木庵以“万里师命难违”，乃于六月二十六日带弟子慈岳、喝禅、定深、道和等同行东渡。当晚到达安平（安海），由其俗姓宗亲吴善友备船护送出国，七月初九日抵达长崎。
隐元和木庵在日本，初时分别住持长崎福济寺、大阪普门寺。日本宽文元年（1661），隐元决定在日本京都筹建新黄檗山万福寺，得到德川将军家族的支持，愿为该寺檀越，于是以隐元为开山祖的日本新黄檗山万福寺终于建成。隐元任首届方丈，是为日本黄檗宗初祖。宽文四年（1664），隐元退居松隐院，木庵受命继任方丈，为黄檗宗第二代祖师。宽文十三年（1673），隐元示寂，日本后水尾上皇赐“大光普照国师”谥号。
木庵，俗姓吴，晋江（今属福建泉州市）人。16岁入泉州开元寺出家，后遍参大江南北高僧大德，南明永历二年（清顺治五年，1648）登黄檗山礼隐元为师，永历五年（1651）受隐元嗣法，成为隐元法统继承人，是为临济宗正传三十三世。后受任日本黄檗山第二代住持，住万福寺17年，不断扩建殿堂、楼阁、亭院，特别是1667—1668年间，日本大将军赐银2万两和西域大木，在本山新建天人师殿（即大雄宝殿）、天王殿、斋堂、钟鼓楼等，使之成为当时日本规模最大、设施最完整的寺院。木庵又应诸弟子的请求，在万福寺开授四期三坛大戒。每期开戒，有来自日本各地的缁素受戒弟子达500余众至1000余众。此后，万福寺由木庵法嗣弟子相承传衍的住持共20代、19人次，延至明治十四年（1881），在木庵示寂197周年时，日本明治天皇追赠“慧明国师”尊号。
同时随隐元、木庵先后东渡日本的黄檗宗僧众50人，其中闽南籍僧人就有20多人。
这些随从隐元、木庵从厦门出国东渡的黄檗宗僧人，在当时的日本都是名重一时的黄檗高僧，他们不仅精修禅法，德高望重，而且全都擅长书法、绘画和诗词。隐元、木庵、即非的墨书，被称为“黄檗三笔”。隐元书法气品高，禅品浓，有文人风；木庵书风雄厚浑圆；即非书法润达雄健；三人各具特色，又一脉相承，东渡前在国内即已著闻。木庵的书画和诗偈被称为“三绝”；其他旅日黄檗僧人亦都以书法或绘画见称；如蕴谦，善书法，题偈尤佳；大眉以草书见胜；雪机能诗善画；慈岳善草书并以七绝诗闻世；大鹏擅长写意画，尤善画墨竹，并长于篆刻，著有《印章篆说》一书传世；悦山出国前便以善书著闻，在日本黄檗书风中有较高的声誉，有“书悦山”之称；他如、东澜善竹书；独文工书法；喝浪善水墨画，具有大线条写意特色；忍仙书画兼精，尤长于山水画。清初，黄檗僧人的善书能画，在日本兴起一股“黄檗书风”，后人称为“黄檗文化”，一度在日本文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他们在日本留下许多题写的楹联、匾额、碑铭、语录、序跋、诗文、赞偈和画卷，被作为“黄檗文化”的珍宝，收藏在日本各地的黄檗宗寺院，部分为日本名家或博物馆所珍藏，此外还有范道生的佛像雕塑和书画。
范道生，清代雕塑家，字石甫，晋江安海（今属福建泉州市）人。善书画，尤精雕造佛像。隐元东渡后，对日本原有佛像的雕造感到不如人意，经蕴谦介绍，特邀范道生赴日造像。顺治十八年（日本宽文元年，1661）应邀赴日，初寄寓长崎福济寺，为福济寺和兴福寺雕造佛像，两年后应召至万福寺塑十八罗汉、弥勒、达摩、观音、伽蓝、韦驮诸佛像。其造像重于写实，极富逼真感，被列为万福寺瑰宝。翌年，又塑隐元像，像高1.61米，栩栩如生，安置于开山堂，为万福寺一宝。留传日本遗墨颇多，近代出版的《黄檗文化》、《黄檗美术》和《黄檗遗墨帖》中，都有其传世的书画。
木庵在日本嗣法弟子共53人，其中铁牛、慧极、潮音、悦山、慈岳、铁心、铁眼、月耕、云岩、宝洲等被称为“木庵十哲”。木庵在日本除住持黄檗祖庭万福寺外，还有江户瑞圣寺、南岳山舍利寺、大觉山方广寺、松代象山惠明寺、万德山广济寺、长继山千年寺、天王山高用寺、雄山常休寺、三河大好山的永福寺和冰明寺等，均以木庵名下为开山的黄檗宗寺院，木庵成为隐元所开创的日本黄檗宗紫云派之祖。后来，紫云派又由木庵的法嗣发展为十一个支派，即：铁牛的长松派、慧极的圣林派、潮音的绿树派、悦山的慈福派、铁文的别峰派、慈岳的大潜派、喝禅的法林派、铁心的紫云下派、梅谷的吸江派、碧峰的慈照派和宝洲的宝藏派。木庵的紫云派是日本黄檗宗中嗣法最多的一个派系，自清初至今300多年来，一直盛传不衰。
厦门佛门中也有一支传自隐元和尚的黄檗宗支派，即虎溪岩派。清初重兴虎溪岩寺的初祖释元飞，其师祖隆瑞是隐元和尚的传法弟子，隆瑞的法孙道建是元飞的师父，据此上推，元飞是隐元第五代嗣法重孙。
元飞，俗姓童，晋江（今福建泉州市）人，14岁拜道建为师，道建是重兴福清黄檗宗资福寺的高僧，号“不动和尚”。元飞后住泉州崇福寺，受正哲和尚嗣法，康熙四十年（1701）受驻厦威略将军吴英的礼聘，来厦门住持重兴虎溪岩寺，后世尊为虎溪岩寺开山始祖。其法嗣后在厦门盛传，除历代相承继法虎溪岩寺外，还先后由其法嗣开拓创建鼓浪屿三丘田瑞晃庵、天界寺、海蜃寺等，自元飞始传厦门黄檗宗派，至会泉为第十一代。
日本、厦门禅门中黄檗宗派同根连祖，但历史上却没有发现有以宗派亲系相互交往的记载，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日恢复邦交后，日本黄檗宗佛教界人士才多次组团来闽南友好访问，首次访问在1979年12月，由日本黄檗宗会议长吉井鸠峰为团长，率领“黄檗宗友好访中团”一行20人，到福清黄檗山谒祖、拜塔后，又访问泉州大开元寺和厦门南普陀寺。1983年，日本黄檗宗访问团第二次来华访问，由黄檗宗总务长盛开了道为团长，一行20人访问泉州和厦门。1984年12月，又有日本黄檗宗青年僧人会16人来华谒祖，他们从上海来厦门、泉州，转往福清万福寺谒祖拜塔，最难得的是他们之中，还有人能用闽南方音唱念佛经。2000年秋，日本黄檗宗祖庭万福寺总务长等3人随福清黄檗山资福寺住持悲升法师到厦门虎溪岩寺寻根问祖。他们回国后还寄来隐元和尚法像以及日本黄檗宗的历史资料。
（二）日本佛教在厦门
近代以来，日本佛教净土真宗教派，曾先后多次来厦门和泉州、漳州建立布教所传教。
日本佛教，原自中国传入，到了德川时代（1603—1867），日本佛教有好几个教派，其中净土真宗（简称真宗）最为发达。真宗以本愿寺为主，后来又分为东、西两个教派，即本愿寺派（西派）和大谷派（东派）。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日本真宗大谷派僧人大谷魁耀等，通过日本驻厦总领事，来厦门和泉州，开设布教所传教。
日本佛教传入厦门，最初租用山仔顶一座民房作为传教场所，称为“真宗大谷教本愿寺布教所”。他们传布的真宗教义和崇奉的佛菩萨，与中国佛教净土宗基本相同，规戒却比中国佛教宽松，允许出家教徒吃荤、结婚。因此，一开始也曾吸引一些信徒入教，后来由于强划虎头山下大片土地为租界，激起厦门人民的反日高潮。光绪二十六年（1900）日本领事利用日僧制造“厦门事件”。是年8月24日，日本领事唆使日僧，放火自焚租用民房东本愿寺布教所，并以此为借口派水兵登陆，在虎头山顶架炮，炮口对准城区，胁迫清政府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起火时，因军民抢救及时，仅烧燃一间租用的空房。事变之后，厦门人民自发奋起反抗，清兵及下级军官也义愤填膺，胡里山炮台长赖启明命令将一号大炮对准鼓浪屿日本领事馆，随时准备回击，英、法、美、德等国领事，为遏制日本势力在厦门的扩张，也急忙出面斡旋，事件方告平息。事后，日本佛教诸派在厦门受到市民的抵制，先后悄然回国。
日本侵略者的阴谋未能得逞，乃改变策略，千方百计收买民众，他们从台湾和日本大量移民来厦门，并与厦门士绅结交朋友。一度灭迹的日本东本愿寺开教师（僧）又开始在厦门活动起来。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本西本愿寺派和天理教也先后进入厦门传教，只是厦门市民对日本教派都怀有敌意和戒心，很少人参加他们的活动，仅有一些日籍、台籍的移民和商户与其往来。
民国建立后，厦门人民又掀起两次反日大潮。一次是反对窃国大盗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另一次是“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声势浩大的反帝风暴中，在厦门的日本三个佛教教派都先后撤回日本或日据的台湾。
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东本愿寺教派开教师（僧）神田惠云再度来厦门传教。最初租蕹菜河东亚旅社为布教所，民国二十四年（1935），布教所迁至水仙路台湾公会议员吴锁云（女）开设的新南旅社四楼。翌年在白鹿洞山下建本愿寺达观园。神田惠云对汉语汉学有一定研究，也有相当的佛教修养，更善于交际。他除团结在厦日、台籍各界人士外，还积极与厦门地方士绅和佛教界人士交往。二十三年（1934）6月，神田在厦门发起组织“敬佛会”，越年秋又创办《敬佛》会刊。
敬佛会通过《敬佛》月刊，标榜建设佛化家庭，净化人间，称月刊为“家庭修养杂志”，但实际正如驻厦日本领事在敬佛会开幕式《祝辞》中所称：“进而咸浴日华两国一文化之恩惠”，以此来宣传所谓“中日亲善，共荣共存”的侵华舆论。由于厦门人民的抵制，除极少数亲日的上层人物参加敬佛会活动外，所有成员，都是日籍、台籍居厦的人士。“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神田和大部分日、台籍人士，都随着日本领事馆的关闭而撤回日本或台湾。民国二十七年（1938），厦门沦陷后，神田等又复重来，并成为沦陷期间组织厦门大乘佛教会的中坚分子。
民国二十五年（1936）7月，日本东本愿寺大谷派开教师（僧）藤井草原、好村春辉和留日华僧墨禅、谈玄等，在日本东京成立“日华佛教协会”。是年11月，藤井草原从台湾来中国大陆访问，首站先到厦门。藤井毕业于日本大谷大学，对中国佛教颇有研究，曾在上海住锡多年，结识太虚、常惺、芝峰等人，在日本属佛教新运动的倡行者之一，颇有名气。他到厦门，闽院和闽南佛学分会曾请他演讲，在佛学院演讲题目为：《论日本佛教之现状并对中国佛教将来之希望》；在佛学分会演讲题目为：《死生问题之探讨》。
同年，日本大阪震东佛教居士林领袖福田宏翁，通过日本外务省赠予厦门南普陀寺一部价值数千元的《大正藏》。这部《大正藏》共1000册，是日本佛学名家高楠顺次郎博士等汇集佛教大部分经典编纂而成的，经文图帖并茂，每百册编为一组。震东居士林福田宏翁发愿赠送5部给国内外佛学机构，前年已送一部给武汉武昌佛学院，赠送南普陀寺闽院的为第二部，因为部头大册数多，分批运来厦门，由驻厦日本领事馆转交南普陀寺。
厦门沦陷期间，神田惠云的东本愿寺教派和岩崎闻号西本愿寺教派，在厦门佛教界颇为活跃，开始他们各树一帜，拉拢教徒，后在日、伪当局的操纵下统一起来，建立大乘佛教会，联合统一活动，使厦门佛教呈现畸形的繁盛现象。沦陷初期，即民国二十九年前后，厦门大乘佛教会曾多次组织缁素人士到台湾、日本参观访问。
民国三十四年（1945）8月，日本投降后，神田等日本佛教徒先后回国。
20世纪80年代，国家落实宗教政策后，先后有不少日本佛教界缁素人士来厦参访。如1993年5月南普陀寺接待日本高野山大学佛学院教授武内孝善、高野山高等学校佛学教长备前有隆以及西山茂之议长等。1995年由中国佛协“茶禅协会”在南普陀寺举办日本茶道迎春座谈会，日本茶道里千家夫妇应邀参加盛会。
2008年2月28日，日本京都高台山方丈寺前和尚、水上逸朗社长一行参访南普陀寺，受到方丈则悟大和尚的热情接待。
在与日本友好交往中，1997年12月圣辉大和尚带领理文、定恒法师一行多人应邀对日本进行访问。参观日本多座寺院，并与日本同道进行多方位交流，促进相互间的了解。在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的倡导下，中、日、韩佛教界建立起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黄金纽带”，圣辉大和尚作为中方首席代表多次率团赴日参访，为中日佛教的友好交流夯实牢固的基础。
二、韩 国
韩国，位于朝鲜半岛南部。韩国和朝鲜古称高丽，唐、五代时，与中国佛教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僧人往来频繁。2000年，在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的倡议下，中、日、韩三国佛教界建立起相互往来的“黄金纽带”，三国佛教界人士互相学习，进行友好交流。圣辉大和尚曾经率团前往韩国访问。与此同时，韩国佛教界人士也频繁到中国大陆参访。2000年6月，以春光团长为首的韩国佛教界青年参访团一行14人来厦门在南普陀寺体验生活10天。9月，韩国曹溪宗又派出以性正法师为团长的比丘尼14人，来南普陀寺紫竹林女众部体验生活，前后9天，其间早晚随众上殿、过堂、念佛、打坐参禅，还在南普陀寺大禅堂和念佛堂与常住和闽院学僧共修。在其体验生活期间，先后到市佛协与闽院、基金会以及厦门部分寺院进行参观和交流，加深对中国佛教和寺院僧众的认识和了解，有力地加强两国佛教界的相互友谊往来。
第三节 南洋地区
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1946年以前，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同属马来亚。1946年新加坡从马来亚分出，1965年独立为新加坡共和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地处东南亚，濒临马六甲海峡、南海、苏禄海与苏拉威西海，与泰国、文莱、印度尼西亚毗邻，自古以来是欧亚海上交通枢纽，唐宋以来，成为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
据《泉州市华侨志》记载，唐代马来亚沙捞越的桑多邦已出现包括泉州人的华人聚居区。宋代，赵汝适《诸蕃志》已记载泉州至马来亚吉兰丹、佛罗安、登流眉的航线、航程。明代正德年间（1506—1521），葡萄牙殖民者攻占马六甲，闽南人移居马来亚日渐增多。18世纪起，开始有成批的泉州人移居马六甲、吉兰丹等地。19世纪初，新加坡开埠，不少华侨从马六甲、槟城和印尼廖内移居新加坡。
据目前所知，最早去新加坡的闽南籍僧人有转道、转岸、瑞等诸师，转道法师民国元年（1912）南渡新加坡募化创建闽南僧人第一座寺院——普陀寺，先后由转道、转岸、广懿、广周任住持。普陀寺建立后，南渡新加坡的闽南僧人越来越多，又相继营建龙山寺、普济寺、普觉寺、普照禅寺等20多座寺院。
龙山寺，先由转道请瑞等为住持，后由转逢、广洽、广净继任。
普觉寺，民国初年由转道和尚开建，属临济宗喝云派子孙寺院，一度邀请圆瑛法师代主持，在寺中开讲《大乘起信论》。圆瑛离去后，转交宏船法师主持。宏船属虎溪岩派，由转道和尚授与法席，作为喝云派的传人，自此宏船在普觉寺收度出家弟子，均以喝云派昭穆字序的广、传、道、法为序；而在厦门收度弟子，则仍按虎溪岩派下昭穆宏、开、向、上、宗为序。在宏船主持下，普觉寺规模不断扩大，同时兴办施诊所和文殊中学。
宏船圆寂后，由其弟子广声法师主持。广声主持普觉寺，自感德望不足，乃转请喝云派长老、菲律宾瑞今法师为名誉方丈，直至瑞今长老圆寂。
广声主持普觉寺，每年举办水陆法会或其他大型法会，都要回国请喝云派祖庭南普陀寺僧团前往主持。
普济寺，1949年由原南安县小雪峰寺转解和尚开建，自任住持，并先后聘请广洽、广净和妙灯主持寺务。1979年，原普济寺住地升旗山扩建货运码头，寺被征用，乃迁至直落古楼住宅区原女子佛学院，将院舍改修为寺院。因规划内该地区不许建寺，乃暂名为“普济佛学研究院”。
普照禅寺，前身为芽笼三巷普照精舍，1943年闽南僧人从厦门南普陀寺祖庭请来香火供奉；1968年广玄法师为住持，扩建为禅寺，迁直落古楼路；1972年再迁惹兰沙央路；1982年三迁樟宜罗郎马利甘路，原为民居，广玄法师含辛茹苦，几经修建，渐成规模。寺院二层楼宇，一楼前为大雄宝殿，后为大悲殿，二楼则为禅堂、僧寮，巍峨壮丽，庄严肃穆。
此外，还有20世纪60至70年代以来闽南籍僧人自建的寺院、精舍，如广洽和尚自建薝葡院，常凯自建伽陀精舍，广义创建华严精舍，晴晖兴建普明寺等。
所有旅居新加坡弘法的闽南籍僧伽，大都从厦门出国，其中绝大部分与厦门南普陀寺有直接关系。如：
转道和尚 清末，应南普陀寺住持喜参和尚的邀请，住寺襄理寺务，在南普陀寺倡建放生池，后退居养真宫。宣统二年（1910），云南虚云和尚特来厦门约请转道上北京协助迎请《龙藏》，请《藏》回滇后，于民国元年（1912）往新加坡，住金兰庙，适值金兰庙主刘金楞与人争地，转道劝说双方罢争，将地布施建佛寺以种功德，双方同意献地，遂与瑞等、转岸合建普陀寺。此后，又在新加坡募建几座寺院。
释瑞等 拜南普陀寺转武和尚为剃度师，南渡新加坡。回国后任南普陀监院，协助转逢和尚筹建大雄宝殿，佛殿建成后再度往新加坡弘法，后在南洋又捐巨资助建南普陀寺大悲殿。
释宏船 南普陀寺首任方丈会泉和尚的弟子，曾任万石岩寺监院，为太虚和尚赏识。后在新加坡广弘佛法，曾发起组织新加坡善信捐献巨资重修万石岩寺和虎溪岩寺。热心佛教教育事业，为闽院的复办奔走，并拨万石岩寺为佛学院办女众班。
释广洽 民国十六年（1927）先后担任南普陀寺书记、副寺、堂主职务，后往新加坡为龙山寺住持，曾任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
释常凯 曾就学于闽南佛学院与万石岩寺“万石佛学研究社”。民国三十六年（1947）南渡，初居马来西亚槟城妙香林寺。翌年应南普陀寺邀请回厦门襄助启建“三坛传戒大法会”，任引礼师，会后复返新加坡弘法、行医，自建伽陀精舍。先后担任新加坡佛教总会总务主任、副会长、会长职务，并倡办《南洋佛教》月刊，自任发行人。
释妙灯 祖籍莆田，11岁就漳州南山寺披剃出家，并在该寺附设的南山学校读书。16岁往泉州承天寺受具足戒，此后，先后在泉州承天寺、南安雪峰寺、泉州开元寺等任监院诸执事。
妙灯自幼只在南山学校受五年的初级教育，深为自己文化程度不高难于研读佛学经典为憾。于是发奋刻苦自学。数十年来，除深修净业和应付执事日常事务外，经常手不释卷，孜孜苦学，从广泛阅读一般通俗的佛学书刊入手，以至精研佛教经论，并涉及相关的古典文学等书籍，每当学有所得，便发之为文或诗词，以志其感受。
1958年，一度住褡南普陀寺，后得到新加坡（旧称星洲）华僧广义、广余诸师协助，经由厦门出国，初住马来西亚槟城妙香林寺，不久应广洽法师之请到新加坡龙山寺任监院，后任普济寺监院。
1996年，妙灯法师应选为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法师就任后，对该会属下举办的弘法利生活动，特别是各项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尤为热心支持，成为星洲以至世界各地佛教团体所共尊仰的长老之一。
晚年，由其弟子精选法师多年弘法的各类文章、讲说经典文章及诗词等作品，辑为《净意室杂集》刊印出版行世。
现在法师已届九秩高年，仍孜孜不倦地为弘法利生及为佛教文化建设事业贡献一切。
释广义 民国二十三年(1934)任南普陀寺书记，南闽佛教养正院教师，参与倡办《佛教公论》月刊。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回住泉州开元寺，民国三十四年（1945）重返南普陀寺任都监兼事务主任等职，1949年往新加坡募建华严精舍住修。
释广净 民国三十七年（1948）任南普陀寺书记、副寺、堂主等职，后往新加坡任龙山寺当家。
还有抗战初期厦门南普陀寺退院住持会泉、转逢两和尚也先后到新、马弘法。转逢和尚一度住持龙山寺，会泉应信众之请往马来西亚棉兰讲经，当地信众为建妙香林寺供其安养。
20世纪50年代以来，从厦门去新加坡的僧人，逐渐发展成为新加坡汉传佛教的主力。1950年宏船、常凯等倡议成立新加坡佛教总会。总会历届会长、副会长都由闽南籍僧人担任。佛教总会广泛团结新加坡全国大部分的华僧和佛教界人士，永久会员和普通会员达数千人。此外还有113个佛教团体会员。总会实际上成为新加坡全国佛教最高的领导机构，带领着全国佛教徒开展各项弘法活动。如：组织定期佛学讲座；创办佛教学校文殊中学、菩提学校和佛学班；倡导所属寺院团体会员创办社会福利慈善机构，如养老院、慈幼院等；协助政府开展“肃毒”运动，举办“佛教肃毒辅导组”；成立佛教施诊所；建立蔡厝港佛教义冢山。在弘扬佛教文化方面，还创办《南洋佛教》杂志月刊，每逢节日庆典，举办富有佛教特色的盛大文娱游艺演出等。
新加坡是南北传佛教的集汇点。北传佛教以华僧为主；南传佛教有来自印度、泰国、斯里兰卡、缅甸、越南、柬埔寨等国家的僧伽和教徒。向来各国僧伽和教徒在新加坡都是各自开展传教活动，互不往来。佛教总会认为各国僧伽同为佛教传人，应该团结起来，共同为维护佛教、促进世界佛教的发展而努力。1965年，由佛教总会宏船、常凯等发起组织“新加坡世界僧伽联合会”。联合会成立后，推选宏船为会长，常凯任秘书长。越年，倡议南北传佛教徒联合举办庆祝“卫塞节”（释迦佛诞日）大会，同时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将每年5月15日的卫塞节定为全国公共休假日，被新加坡政府采纳。
马来西亚由闽籍僧人创建的寺院，在槟城有极乐寺、三慧讲堂、双庆寺、妙香林；吉隆坡有圆通寺、观音寺、鹤鸣寺，此外还有巴双的龙华寺，怡保的东莲小筑等。
从厦门出国往马来西亚弘法的僧尼有：
释圆瑛 曾在厦门弘法，民国初年往马来西亚，一度任槟城极乐寺住持，后转付法子释白圣。
释会泉 民国二十七年（1938）往新、马弘法，初居新加坡龙山寺讲经弘法。次年移居普觉寺。1940年受棉兰信众请至苏岛佛学社讲法5个月，后人在棉兰建菩提精舍纪念。是年秋往槟城，与太虚同住极乐寺，后应请在广福宫讲经，又移住观音寺讲《地藏经》。1942年在槟城双庆寺开讲《楞严经》。其皈依弟子林炳照夫妇在槟城建妙香林寺供其静修。1943年，会泉在妙香林寺圆寂，后人就妙香林寺为建舍利塔。1949年，释广义应邀往槟城住持妙香林寺，后由广余继任。
释广玄 皈依南安雪峰寺瑞等法师，复礼南普陀寺转逢上人为戒师。民国三十五年（1946）南渡，住锡马来西亚槟城极乐寺，于居鸾首建以南普陀前称普照寺为名的普照禅寺，以寄怀其落发出家的祖庭。此后，又先后在新加坡、澳大利亚、印尼及出生地龙海港尾等地兴建4座普照禅寺。
附：广玄上人在海内外兴建五座普照禅寺始末
广玄（1913— ） 俗姓王，祖籍漳州海澄县（今龙海市）港尾卓岐村。民国壬子十二月二十七日（1913年2月2日）出生。生后三朝，其母即因产后失调亡故；父业船工，家境贫困。6岁随父到南安雪峰寺当杂役，后皈依转武和尚为师。自幼聪慧过人，甚得寺中诸师喜爱，转武和尚高徒瑞等法师对其尤为关爱有加，收为皈依弟子。16岁随瑞等法师来住南普陀寺，并由其正式剃度出家，赐法名广玄，进闽南佛学院学习。时大醒法师主持闽院，任教法师及学僧全都来自外省，对原来闽南籍学僧以其文化程度较低，听不懂普通话教学而全部排斥出院。时办于闽南地区的僧学院，因没有一个闽南籍学僧而受到闽南当地诸山长老的批评，广玄由此失学。
离开闽院后，广玄一度仍居南普陀寺常住。后随各地同参僧侣，往来省内外朝山、拜师、参学，学佛修道日益精进，对大乘佛教之慈悲济世、利乐众生感悟尤深。为适应济世利生之需要，乃到各地访求名师，学习利生诸术，如治病救人之医术，以及堪舆地理、星相命卜诸术，后来在海内外弘法利生，做了许多善行，备受信众的崇信和尊仰，获得丰厚的布施。日常生活朴素清淡，坚持粗衣素食为乐。丰厚收入，全部用于社会慈善事业，以及兴建寺院作为弘法利生基地。为感念剃发出家的南普陀寺恩源，曾先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及其故乡卓岐，先后兴建以南普陀寺旧称普照寺为名的大禅寺。
民国三十五年（1946），应邀往南洋弘法，住锡马来西亚槟城极乐寺，于居鸾兴建第一座普照寺，占地 99900多平方米，除建有主要奉佛的殿堂外，还附建有念佛堂、法堂、养老院等。20世纪70年代中期，将该寺献给马来西亚青年弘法团作活动基地。1968年，在新加坡直落古楼路兴建第二座普照寺，寺中附设安养院和戒毒所，收养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收治吸毒患者。该寺后因城市规划需要，1982年由直落古楼迁至樟宜罗郎马利甘路复建。1972年，在西澳柏斯兴建第三座普照寺；1981年又在印尼雅加达北部兴建占地约13320平方米的第四座普照寺。
20世纪90年代中期，募集巨资在其出生地龙海市港尾镇太武山左侧，购得山坡地两百余亩，大兴土木营建寺宇殿堂，又以其父皈依佛教法名瑞成为名，兴建瑞成幸福院，收容孤老及儿童，又兴建念佛净土村、休闲静养院等佛教慈善建筑群。为纪念出身祖庭，仍以南普陀寺旧名“普照寺”命名。
广玄在海内外兴建5座普照寺后，每年安排三两次到这些寺院进行弘法利生活动，如举办各种祈福消灾、拜忏求愿与普利大法会，并为当地俗众治病疗疾、星卜吉凶等。直至90高龄，仍然如是往来奔波不息。
他为人洒脱大方，平易近人，缁衣布衲，从不加以修饰，更不虚张法师威仪，因此更能接近一般平民信众，往往是每到一处，十方俗众奔走相告，竟相能以当面趋拜为荣。有时刚到住地尚未坐息，就有千百信众聚集门外，排成长队求见。对此，他从不以为烦，总是和颜悦色一一亲切接见，亲为摩顶抚安。
他乐善好施，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均建有老人院和戒毒所，收养孤寡老人和孤儿，收治无人认养的精神病患者，帮助吸食鸦片者戒除毒瘾。数十年间，治愈患者无算。在行医实践中，总结出一套治疗精神病患者的方法：用药汤清洗肠胃，让其脉络通畅，治疗期间让患者露天住宿，大寒天清早醒来即用冷水洗澡，患者受冷水刺激，穴位顿时被打开，再施以中药调理和精神疏导，以此治愈不少被诊为“不可救药”的患者。也用此法，帮助许多吸毒者戒除了毒瘾。一些长期患精神病的患者治愈后已无家可归，广玄便让其留在老人院安养。
20世纪80年代以来，侨居新、马的僧伽和佛教界人士，对祖国振兴佛教、重建寺院更是全力支援，如宏船重建厦门万石岩、虎溪岩、泉州承天寺、庆莲寺；元果、常凯重修厦门白鹿洞、泉州崇福寺；广余新建厦门金鸡亭普光寺；晴晖新修扩建惠安平山寺，并协助重修泉州开元寺和承天寺；妙华重修厦门鸿山寺大雄宝殿和寮房；广净更是经常回国，捐献巨资并受委托鼎力协助厦门、泉州各寺院的新修扩建，此外，还支持复办和创办闽院、泉州女子佛学苑，并募集巨资，支持出版《弘一法师全集》等。
80至90年代期间，新、马华僧和厦门僧众相互往来十分密切。1987年元月，南普陀寺方丈妙湛和尚应邀率团赴新访问。新加坡宏船老法师更是多次来厦。1991年1月5日，妙湛和尚与明旸法师一道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前往新加坡参加宏船老法师圆寂传供赞颂大法会。圣辉大和尚任南普陀寺方丈以来，加强与新加坡佛教界的友好交往，曾多次率团前往访问。1997年12月，圣辉大和尚率领理文法师、定恒法师一行多人参访新加坡（此行还到日本、香港等地）。1999年圣辉大和尚应邀赴新加坡光明山普觉禅寺参加短期出家众传戒法会，任传戒和尚。2001年元月，圣辉大和尚率厦门佛教界人士一行8人应邀参加新加坡各宗教联合举办的“跨世纪温馨晚宴”。90年代至今，新、马几乎每年都邀请厦门闽南籍僧众前往协助举办各类佛事活动，每次都在10至20人之间，如养真宫住持能元曾多次带领法务团应邀去新、马。至2003年8月，闽院法师往新加坡弘法的有普静、浩宇、仁慈、向学、果利等。
2007年5月28日，以市民宗局局长陈建德，市佛教协会会长、南普陀寺方丈则悟大和尚，副会长定恒法师、法云法师，常务理事世澄法师，副秘书长能元法师及李建群居士、林钦铅居士等组成的厦门佛教代表团前往新加坡参加佛牙寺龙华院举办的庆祝卫塞节（2551）庆典，增进了两国佛教界的法谊交流。
二、 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是东南亚岛国，也是闽南华侨比较集中的国家。明代，闽南人纷纷移居菲律宾南部的苏禄、棉兰佬，中部的怡朗、宿务和北部的马尼拉、大港等地。
菲律宾华侨把在家乡的佛教信仰带到侨居地。清末民初，有些闽南籍的僧人，如妙月、云果等为募资修建寺院，利用乡侨关系，常至菲律宾募化，作短暂的停留。据传，清光绪十八年（1892），有一位泉州籍僧人去菲律宾募化，随带一尊观音像供养，回国时，把这座佛像留给一位信佛的华侨，让其安奉家中奉祀。附近华侨多数信奉观音，常相率来就观音菩萨像问事礼拜，祈安求福，逐渐成为香火中心，后就所居的路夏义街建佛堂祀奉，称为路夏义街佛祖堂。此后有一班具有正信的佛教信徒，常借佛祖堂聚会念佛，并组织成立旅菲中华佛学研究会。佛学会在吴江流、翁振文等居士的热心倡导下，募集资金，在马尼拉布那拉街购置地皮，筹备兴建佛寺。1936年，延请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奠基，创建大乘信愿寺，成为菲岛第一座佛教寺院。然而有寺无僧，难以弘教，乃于1937年，由旅菲中华佛学研究会吴江流等居士为代表，来厦门礼聘南普陀寺代住持性愿和尚，赴菲住持信愿寺。
性愿和尚应聘主持菲岛首刹信愿寺，擘划经营，扩建殿宇，塑造佛像，购置藏经，使菲律宾佛教开始具备佛、法、僧三宝。此后，又陆续延聘厦门、泉州僧众往菲助化，性愿被誉为开拓菲国佛教的开山祖师。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性愿60大寿，应厦门诸山长老和信众的要求，返回南普陀寺启建“三坛传戒大法会”。
1946年，性愿和尚以“久留外域，心力不支，应事休息，经集诸护法信众商陈告退”，并推举瑞今为信愿寺住持。时瑞今在厦门任《佛教公论》月刊社发行人，接性愿和尚聘函后，与厦门妙释寺住持善契同时申请往菲，却由于菲岛入境手续一时难办，又值性愿要回南普陀寺传授三坛大戒，故延至1948年才赴菲接任信愿寺第二任住持。
瑞今接任信愿寺住持的第二年，即1949年初夏，该寺木构殿宇被邻居大火延烧焚毁，唯大殿佛像竟得完好无损，观者叹为奇迹。瑞今即发起重建，越年竣工，为二层宫殿式的钢筋水泥建筑结构。
1945年，性愿和尚在马尼拉马拉闷社创建华藏寺，从信愿寺退居后，即著力拓建华藏寺，并倡议合信愿、华藏两寺为统一领导的十方丛林。1958年，制定两寺统一行政领导章程规约，并聘请原厦门闽院导师印顺为两寺首任上座。1961年，首任上座期满，改选性愿复任。任中，性愿圆寂，公推瑞今为第三代上座，瑞今连任三届12年后（按规定上座连任不得超过第三届），于1974年聘请新加坡宏船继任上座，1986年宏船告退。瑞今再度出任，以德高望重，虽已逾三届，僧众仍尊奉为上座。
两寺的寺务组织，上座之下设立三纲座首，即：事主，主理寺务；法主，负责弘法；藏主，主管财务。各座首分工负责，以辅佐上座执行“内修外弘”诸事务。
菲律宾佛教寺院，初集中在马尼拉市内，后随新市镇开发，逐渐向市郊和各镇市延伸，如宿务、纳卯、三宝颜、描戈律等，凡有华侨集居的大市镇，都有寺院分布。至1988年，全菲总计佛教寺院27所，其中首都大岷区18所，其他各省市9所。在大岷区，由僧伽主持的有信愿寺、华藏寺、普陀寺、隐秀寺、普济寺、崇福寺等6所；比丘尼住持的有宿燕寺、宝藏寺等2所；菜姑住持的有莲华寺、观音寺、灵鹫寺、圆通寺、天莲寺、海印寺、文殊寺、天竺庵等8所；此外有罗汉寺、清香寺则是在家居士私人创建的梵修道场。分布在其他岛市的佛寺有：碧瑶市的普陀寺，宿务市的佛光寺、普贤寺 ，纳卯市的龙华寺，三宝颜的福泉寺、三宝寺，描戈律的法藏寺，独鲁曼市的南华寺，甲万那端市的灵峰精舍等。
菲律宾寺院和信众的大量增加，有识之士深感寺务管理和弘法人才不足，因此，20世纪50年代以来，陆续招聘一批厦门和泉州的闽南籍僧侣入菲助化，其中有如满、印实、妙钦、觉定、广纯、善戒、妙戒、心理、瑞耀、传贯、道律、传海等10多人。近年又有闽院法师道黉、果利等。此外，还有菜姑30多人。至90年代初，全菲共有僧众30多位，菜姑50多人 。10多年来，菲岛许多年轻的菜姑，相率往台湾佛学院修学，他们在台湾接受正规的佛化教育，并受台湾众多削发出家比丘尼的影响，有些菜姑发心落发，现比丘尼相。现在全菲已有削发出家的比丘尼10多人。
菲律宾的佛教团体有：“世界佛教徒联谊会菲律宾分会”和“佛教居士林”。
世界佛教徒联谊会菲律宾分会成立于1953年，会址设在信愿寺，会长瑞今和尚。该会对外代表菲律宾佛教，与世界各地佛教组织保持联系。1953年以来，曾由瑞今多次组团往世界各地参加“世界佛教徒联谊会”、“世界僧伽大会”、“世界华僧大会”等国际性佛教会议，与世界各地的佛教团体进行佛化交流。对内则团结全菲佛教界缁素人士，开展弘化和各项慈济活动。
菲律宾佛教居士林是团结菲侨在家奉佛居士的组织，林址设在马尼拉怡干洛街。每月有定期的念佛会和佛学讲座，并经常参加各佛寺的各种法会和各项弘法、慈济等活动。
性愿、瑞今、正宗等在菲律宾，以信愿、华藏两寺为中心，开展各项弘法传教活动。如：定期举行“共修法会”。每星期日上午集会念佛和修持；每年正月和七月，分别举行“千佛法会”和“普利法会”；及逢诸佛菩萨诞辰节日，举办各种纪念性法会。
以殊胜因缘，举办各种特殊大型法会，如1979年10月，信愿寺万佛塔落成，举办开光大典，启建三千佛法会7天，由释宏船率领新加坡诸僧来菲主持。1984年，瑞今和尚80寿诞，传授三坛大戒，并启建水陆道场大斋巨型法会，邀请新、马，以及港、台各地高僧大德数十人到菲襄助主持法会，为菲岛开教以来最隆盛的一次殊胜大法会。
举办星期日佛法讲座，创办信愿静修班，每周日上午举行佛学座谈会，研讨佛学理论，下午念佛、讲经和静坐修持。
每周二、五晚上，在DWXX─1026电台播音，广播《佛陀法音》，宣讲佛法。1983年增设三宝颜分播站，1984年又增设宿务市分播站，法音广播站由正宗法师主持，将讲经内容印制录音带向各地发行。
采用各种形式，广结善缘，开展弘法活动。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释广范倡导组织佛教精进音乐团，排演《观音得道》、《杨贵妃》等剧目，在马尼拉市各地巡回公演，深得各界好评。1971年夏，以董云卿、王晴霞、庄少智等居士为主干，组织“佛教青年活动中心”，聘请瑞今、妙钦、正宗等为导师，举办周日青年虔祷会、儿童佛学班、学生佛学讲座，编印青少年念诵本，以探访、慰问等方式，深入家庭布教，宣传佛教教理，印送多种佛教书籍，赠送佛像、念珠、佛坠等物，以广结善缘，有时还应聘到各大学、社团、学术机构介绍佛学。1981年，活动中心改组为“信愿合唱团”，以歌唱佛曲引导青少年信仰佛教。1986年又改组合唱团为“青年佛学社”，继续开展各项弘法活动。
举办佛学讲习班，提高年轻僧、尼、菜姑的佛学理论水平。自1985年起，每年暑假在信愿寺开办讲习班，聘请释自立、传印和大陆的陈珍珍居士等为讲师，讲授主要课程有：佛经讲解、梵呗实习、专题探讨、佛学常识及文史知识等。正修学员大都是来自各寺院新出家的男女青年，每期约30多人，此外还有旁听生40多人，多数为知识青年和侨校教职员。
创办佛教学校，优待贫苦青少年入读。1947年，旅居马尼拉华侨刘胜觉居士发起，联合佛教界热心教育的侨胞创办“马尼拉普贤中学”。不久又在宿务市创办普贤中学分校，聘请出家人主持校务，以学风良正，为菲律宾佛教界和华侨社会所重视。1960年，信愿寺创办能仁中学，现有学生1000多人。1971年，华藏寺创办乘愿纪念学校，现有学生500多人。三宝颜市福泉寺主办观音学校。
创办各种慈善机构，矜孤养老，恤寡济贫，施医赠药，救急解困。1956年，信愿寺发起组织佛教岁暮慈赠会，向热心公益的佛教徒募捐慈善基金。每年岁暮天寒时节，往安老院、孤儿院、贫民窟、儿童感化所、精神病院、难民营、监狱等处慰问，赠送物品和救济金。1976年，华藏寺收容年老无所依归的孤苦妇女，让其安度晚年。1978年，宿燕寺创办文莲施诊所，每星期二免费为贫民施医赠药，施诊对象，不分种族、信仰，一视同仁，救人无数。信愿静修班诸善友发起，举办菩提念佛会，每月3次到华侨养老院、妇女养老院慰问布施财物，开示佛法，引导老人念佛修持。1984年，组织菩提福利会，募集资金，对国内外开展施赈救灾活动，慰问并施赠物品给孤儿院、安老院等慈善机构。
在菲律宾弘传佛教的出家僧尼和菜姑，绝大部分是由厦门出国的，其中有许多人曾在厦门常住寺院，或执教、就学于闽院的师生，如信愿寺、华藏寺的几代上座性愿、瑞今、印顺、宏船和其他寺院的主持或执事善契、广范、妙钦等，他们与厦门的关系密切。性愿和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曾多次寄汇巨资和药品分送厦门各寺院，支援各寺院建设，并在厦门创办觉华女子佛学苑。民国三十七年还在南普陀寺启建三坛传戒大法会。瑞今、宏船、善契等对厦门各寺院建设也常予大力资助。他们在菲岛弘法所传授的在家二众弟子和广大信徒，大部分是闽南的华侨，这些弟子、信众，出入国门都要到厦门各寺院参佛、拜祖或观光，并对厦门佛教寺院建设做出巨大贡献。信愿寺正宗法师为厦门弥陀寺重建募资20万元。
印度尼西亚，简称“印尼”，是闽南人移居历史最早、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华人、华侨大都信仰汉传佛教。清乾隆年间（1736─1795），虎溪岩僧释如宜“出居三宝垄”，在印尼弘传佛教。以后一些闽南出家的僧尼和菜姑经常到印尼各地弘法和募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尼不少佛教寺院举行重大佛事活动，都来厦门邀请佛教界高僧大德前往协助，而厦门的一些寺院佛堂的兴建和修复也都得到印尼的华僧和菜姑的捐助。
三、 缅甸、越南和泰国
缅甸，东南亚中南半岛国家，与中国相邻，主要信仰南传佛教。首府仰光，是闽南华侨聚居地之一。清末民初，有不少闽籍僧人前往拜塔礼佛，宣扬汉传佛教。又有许多旅缅华侨，皈依佛教，组织居士佛教团体，举办学佛、弘法等法务活动。抗战初期，太虚法师组织“国际访问团”访问缅甸，号召以佛教团体组织为核心，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呼吁旅缅四众弟子募集资金救援祖国难民。
1933年，以厦门籍佛教居士曾双堂、陈步墀、丘贻厥等为首，在慈航和尚的引导下，发起建立“仰光中国佛教学会”，组织旅缅佛教信徒学习佛教经典，举办各种法会以及开展佛教宣传等活动。翌年创办“佛学义务学校”，由曾福安、曾海音、丘登富主持，讲授佛教经典。1935年11月，又于仰光百尺路成立“佛教青年会”。青年会除组织佛教法务活动外，还通电回国，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吁，同时在侨居地佛教信徒中展开“念佛救国”宣传。后又组织“佛教妇女促进会”，由林妙香、陈秀莲、陈金宝主持，联络华侨各界妇女，宣传“佛学救国”，举行义卖，劝募救国救民义捐，支援祖国。迨至日寇南侵，仰光沦陷，佛学会主要成员，一部分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大部分避居山芭，学会自然解体。
1945年抗战胜利后，原佛学会成员陆续返回仰光，次年由林妙香、陈金宝、曾海音发起复办佛学义务夜校，讲授佛学和普通文化课。1948年10月，佛学会恢复组织，推选丘贻厥、陈广治为正副主席，丘登富为秘书，继续组织教徒修学佛教经论。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仰光中国佛学会特意在藏经楼上升起一面五星大红旗，以示庆祝，因之被誉为旅缅爱国侨团。
长期以来，佛学会以佛学义务夜校为中心，广泛组织当地华人信徒，讲授佛教经论，举办各种法会，宣扬汉传佛教。1965年，缅甸当局取缔外侨办学，佛学义务夜校转以讲经形式继续坚持，并吸收部分失学的华人儿童，进行普通中文教学。
1989年，鉴于老一辈佛学会主要负责人曾双堂、曾福安、丘贻厥等先后逝世，乃对佛学会人事进行调整，推选杨允钦、叶孙绸、黄再玉为正副主席，任命戴炎鼎为秘书长。
仰光中国佛学会自创办以来，历届所有负责人和主要骨干人物，除胡肯堂、黄再玉分别为漳州和安溪籍外，其余均为厦门人。他们既是佛学会的主干，同时也是“旅缅厦门联合会”的负责人或主要骨干，有的还担任地方政府要职或主持其他群众团体。如丘贻厥 ，原为缅甸立法会议员、市政厅财政厅长、华商商会会长、华侨中学董事长，他既是政府的要员，又是当代缅甸华侨、华人的爱国领袖，在华人社会中卓有声望。又如秘书长戴炎鼎，原籍厦门市区人，曾任缅华互助会 主席、缅华慈善公会秘书长、旅缅厦门联合会秘书长等职务，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40周年国庆大典，应邀回国观礼，曾返厦门祖籍寻根问祖，并朝参南普陀等厦门各寺院。
越南，旧名安南，东南亚中南半岛中部国家，与中国接壤。是一个信仰北传佛教的国家。宋代，闽南一带民众前往占城（今越南中部）渐多。明初，不少闽南人随三宝太监郑和往占城，一部分留居其地。后来，许多人随运粮艚船移民越南。乾隆年间（1736─1795），虎溪岩僧如珠到安南弘法。民国初，菜姑陈妙卿前往越南筹募资金，创建妙清寺。侨居越南的闽南籍僧人与厦门佛教界关系密切，有重大佛事活动，经常邀请厦门僧人前往襄助。2001年秋，闽院接受越南派遣留学生释勇莲等4位比丘尼，编入闽院女众部本科班修学。2003年夏，释勇莲等完成学业，分别回国或转其他院校继续深造。她们对在闽院2年的学习与生活十分留恋，对闽院师生对她们的关怀表示终生难忘。2008年5月13日，以定恒法师为团长、了法法师为副团长及市民宗局钟晓波先生一行11人组成的闽南佛学院代表团赴越南出席“第五届联合国卫塞节国际佛教大会”。
泰国，旧名暹罗，东南亚中南半岛中部国家。主要信仰南传佛教。宋元时期，有一些闽南工匠和商人便已侨居泰国，后来经常有人随贩粮船舶移居泰国。
民国初年，厦门菜姑开胜、胜清联袂南渡，往泰国募化，创建净莲堂。旅泰闽籍佛教徒与闽南佛教界保持密切联系，经常往来，凡举行重大佛事活动，多邀请厦门或新加坡闽籍僧人前往主持或开讲佛经。
20世纪90年代以来，厦门佛教界与泰国佛教界交往频繁：1993年泰国副僧王一行来访；1994年11月，南普陀寺方丈妙湛受中国佛教协会委托率团护送佛牙赴泰国供奉，受到泰国僧王智护尊者和善信的热情接待；1999年11月，泰国上议院议长米猜?立初潘一行多人参观南普陀寺；2002年10月，泰国王室公主诗琳通参访南普陀寺，受到圣辉大和尚和两序大众的热情接待，并在大雄宝殿为泰国贵宾诵经祈福。
泰国华人、佛教徒许木水（祖籍泉州安溪）捐献人民币200万元，在厦门集美区建观音堂一座，并于2002年10月3日送三位女儿来闽院女众部学习，且要求落发出家。经国家外交部和宗教有关部门批准，由中国佛协副会长、南普陀寺方丈圣辉大和尚为其剃度落发，赐法名果辉、果圆、果蒂，并送进闽院女众部修学。闽院接受外国留学生，特别是由德僧亲自剃度外籍弟子，是近百年来中外佛教交流史上仅见的一大盛事。
2003年1月，厦门闽院奉国家宗教局、中国佛教协会之命，组成以了法法师为团长，由在校学僧界淞等19人参加的“中国佛牙舍利赴泰供奉护法三团”，与其他两个团队一道前往泰国执行为期31天（1月30日至3月1日）的护法任务，后荣获国家宗教局、中国佛教协会授予的“优秀护法团”殊荣。
2007年9月，以传明法师为团长的闽院代表团赴泰国参加为庆祝朱拉隆功佛教大学校长达玛库塞迦博士的诞辰，并进行两国佛教学院之间的法谊交流。
2008年1月22日，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清迈分校副校长Phramaha Boonchuay一行到紫竹林闽院女众部参访。同年2月27日，泰国大塔寺代表一行护送泰文《大藏经》赠送南普陀寺闽院。
四、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旧名锡兰，南亚岛国。前3世纪曾是佛教文化中心之一，大多数居民信仰南传佛教。早期移居锡兰的闽南人多做苦工，后转营小杂货、小百货，大都生活在社会底层，笃信释迦佛陀。因年代久远，资料缺乏，于今尚未发现早期厦门与斯里兰卡宗教往来的记载。
民国二十八年（1939），太虚法师组织“国际访问团”到锡兰，宣传抗日，发动旅居锡兰的佛教弟子支援祖国抗战。
2003年，斯里兰卡阿斯羯寺国际佛学院同意接受厦门闽院选派应届本科毕业生5人赴斯留学1年。闽院经过精心挑选，决定派遣道峰、通德、达因、悟性、界淞5名学僧留学。7月19日，以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明生法师为团长，云南省佛教协会秘书长陆昭明和闽院常务副院长诚信法师为副团长，国家宗教局政法司院校处副处长李革、中国佛教协会国际部喻臻和云南省佛教协会教务部副主任康南山等为团员的护送团，从厦门出发，经泰国前往斯里兰卡。21日，代表团抵达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当晚，阿斯羯利寺国际佛学院举行有花园寺长老及阿斯羯利寺副长老等大德法师、教授60多人参加的欢迎仪式。22日晚，阿斯羯利寺国际佛学院举行研讨会，院长蒙格拉博士及主管教学的教授、讲师与代表团及中国驻斯里兰卡使馆官员，具体探讨留学学僧的学习课程安排，深入讨论和研究中斯两国佛教今后的发展与交流。在斯期间，代表团还朝礼佛牙寺、花园寺，参观访问斯里兰卡佛教部、佩拉德尼亚大学，看望在智增佛学院、凯拉尼亚庙佛学院留学的云南上座部五比丘。
第四节 欧美地区
厦门与美国佛教界的交往，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才发展起来的。汉传佛教在美国的传播，盛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有些中国的僧尼，随旅美华侨到美国华人比较集中的城市，建造寺院，奉佛弘教。如纽约的大觉寺、法王寺、光明寺，旧金山的万佛城、观音寺，洛杉矶的雪峰精舍，三藩市的法雨精舍。在美国建寺的，有一大部分是从南洋群岛辗转迁徙美国的闽南籍僧尼，如洛杉矶雪峰精舍尼僧净化，原在厦门妙清寺出家，后往越南传教，1975年旅美，在洛杉矶创建精舍。90年代初，回国捐资重建妙清寺，建成后亲自主持开光典礼。觉华女子佛学苑学员妙静姑徙居美国，在侨居地兴建玉佛寺，后落发为比丘尼，法名“瑞妙”。此外，到厦门参观访问的还有美国华僧妙峰、妙因和尼僧诚明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厦门市佛教协会和闽院，多次应邀赴美弘法、参观，如1987年，南普陀寺方丈妙湛，应其弟子旭朗的邀请往旧金山万佛城参加万佛法会和开光典礼。此外应邀赴美弘法和参观的有厦门佛协副会长诚信、闽院副院长见性等，原佛学院教务长梦参，以及教师宏觉、界乘、昌愿、弘树和僧尼文精、演启、界静、达文、智山、能仁、能悟、演密等人，有的还到美国定居弘法。
2003年7月10日，美国法雨寺住持梦参、监院宏觉二位法师，应邀参加由中国佛协副会长、厦门南普陀寺方丈圣辉大和尚发起举行的海峡两岸暨港澳佛教界为降伏“非典”国泰民安世界和平祈福大法会。
1999年5月31日，以法国禅佛教协会会长一行禅师为团长的法国梅村坐禅中心研修团参访厦门南普陀寺，受到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南普陀寺方丈圣辉法师、两序大众及闽南佛学院师生热情友好的接待。圣辉法师介绍了南普陀寺的历史以及寺院管理、佛教教育和社会慈善事业等方面的情况。研修团参观了闽南佛学院，并与佛学院师生进行了交流，一行禅师在闽院作了专题讲演。这次法国梅村坐禅中心研修团来寺访问，增进了佛教文化的交流，使我们对一行禅师禅法以及它在欧美各国传播情况有了切实的感受，加深了中外佛教徒的相互了解与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