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功名与死而不朽划等号，视功成名就为生命超越的标志，以建立功名为最佳的人生目标和最高的人生境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精神，更严格点说是儒家文化的精神，也是绝大多数中国文化人的核心意识。但却不是佛家的观念。佛家生命超越所趋往的境界，是没有痛苦，没有烦恼的境界，是心性清净，生命意志静寂的境界，因而在佛家看来，超越必须是解脱，是痛苦和烦恼的彻底解脱。而儒家的生命超越取向不仅不是把人引向解脱，相反却是把人引向缚著，引向深深的痛苦和忧患。

        不难理解，为了实现生命不朽之梦，儒家所践履的生命超越之道，是一条积极的入世进取之路，是在社会中奋发、在社会中追求、在社会中实现。这种生命超越之道所预期的结果;是个人意志在社会中的自我实现，是社会向理想方向的进步。而人生痛苦和忧患的直接原因，却恰恰在于现实生活对人充满障碍，恰恰在于现实与理想存在很大反差。因此，以追求世俗之名为生命超越的取向，就不可避免地会被现实社会中的种种内容所缚住，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两方面的痛苦和忧患，即无法成名的个人忧患和对现实状况不满意的社会忧患。下面先看追求名所带给人的个人痛苦和烦恼。

       儒家头号代表人物孔子曾经坦率承认;君子最担忧的是被世道埋没，成不了名。这就是说，君子内心对能否成名充满强烈忧患，假如成不了名或尚未成名，君子部将遭受痛苦和忧患的极大折磨。按照儒家的标准，立德、立功、立言是人生的三种至高境界，达到了这三种境界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获致不朽之客。问题在于，对于每一个追求不朽之客的人而言，由于受到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要达到这三种不朽境界谈何容易。三不朽境界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简直就是水中月，镜中花。

    先看立德。立德的最高境界是“以德配天”，即思想言行都要符合天道所暗示的秩序原则。实际上也说是为人类群体生活建立恰当的秩序原则，树立行为榜样。这是圣人的境界，除尧、舜、文武周公等先王外，实际上无人可以企及。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一生都在为传播先王之道、宏扬圣人之德而不停奔忙，在后世享有极大的圣名。但他们生前从不敢以圣人自居，不仅如此，他们还自认为本能立德而满怀焦虑。如孔子就曾经焦虑地自问:"凤鸟不至，河图不出，吾已已乎！"意思是说，我所追求的德还没有建立起来，我已经完了吗?孟子也曾不无悲哀地说:"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是乡人，是财可忧也。"也说是说;君子并不在乎日常的利害得失，但却很担心死后不能做到不朽。舜和我都一样是人，但舜有制定的社会秩序法则传于后世，所以后人都知道历史上曾经有舜这个人。而我至今一事无成，死后难免像普通人一样被人遗忘，所以实在令我担忧。可见，立德的要求实在太高，本非寻常百姓的事，一般的仁人君子欲求立德，就必然会因目标的高远难近而痛苦忧虑。当然，一般的贤人君子还是可以以圣人所立之德为榜样，追求效仿。但这就必须与自身的本来习性作斗争，时时以圣人之德为标准来检讨和反省自己的思想，处处留心自己的言行是否失德，由此造成的内心的紧张，以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也是一种被缚著于成就立德之名所产生的焦虑和痛苦。

       次看立功。在三不朽境界里，立功是中国古代大多数士子世俗生活的主要努力方向，也是大多数壬子世俗生活的主要前程。所谓"功名富贵"，名和利都是与立功相关联的，所以建功立业，是古代士子们最基本的人生理想。但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社会文化场景中，帝王的意志高于一切，土子们的分发挥。屈原的悲剧就是一例。他有强热的匡扶社稷、建功立业的愿望，有施行美政、振兴楚国的雄心，并为此而怀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壮志，但可惜不为楚怀王所用，只能哀叹"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最后含恨绝望投江而死。身逢战国多事之秋;各国君主用人之际，正是博取功名个人前程和命运完全掌握在帝王手中，个人才能很难得到充最佳时机的屈原尚且怀才不遇，忧思难收，在社会生活相对安宁稳定的时期，士子们的立功愿望就更难实现。因此对于立功而言，除个人才能外，实际上需要两个先决条件;一是时代机遇，一是君主的赏识和重用。二者缺一不可，而这两个条件都不是凭个人的聪明才智所能随意获取的。春秋时期的管仲，助齐桓公称霸天下，立功殊伟，正在于他有幸遇到了齐桓公这样一个不计前嫌、充分赏识和重用他的君主，而且又身处春秋多事之际，才为他提供了充分发挥个人才能和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和条件。但对于成千上万聪明才智之土、壮志凌云之人来说，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少之又少。他而大多数被排除在社会政治运作机制之外，没身蒿莱，眼看岁月一天天流逝，生命一天天衰老，而功成名就，还不知何期，心中不由得焦虑忧伤、痛苦烦恼，使得中国历史上，充满了士子们岁月易逝，立功无门的苦闷合唱:

    老冉冉其将至今，恐倄名之不立（屈原）
    但恨功名薄，竹帛无所宣。（陆机）
    冯公岂不讳，白首不见招。(左思）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
    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陶渊明）
    冯唐易老，季广难封，
    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
    萍水相逢，尽是它乡之客。(王勃）

       再看立言。立言在三不朽境界中排在最末，但立言对个人来说具有相对的独立自主性，同时也要求有更高的文化修养。孔子、孟之等先圣先贤可以说都是通过立言而获致不朽之名的。他们有治理社会的一整套思想，但无法在当时的实际政治运作中得到实施，便著书立说，开馆设教，将思想传播给世人，逐渐扩大影响，最终被统治者接受而成为治理社会的官方意识。由此看来，立言对士子们追求不朽之名似乎更实际可行，司马还不也是靠撰写《史记》而显名后世的吗?但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也是从后世眼光的角度所看到的少数成功者的特殊事例。对于广大士子来说，立言其实更难。姑且不论立言对于个人文化素质的极高要求，单就客观条件而言，统治者一旦确立了某种思想体系之后，其他思想便很难有立足之地，人们只能在先圣思想的框架内作经院式论证和诠释，创造性的思想往往不被接受，孔孟之言主宰中国思想两千年，就足以说明后人立言之难。当然，如果降低一些标准，一般的文章传世还是可能的。但立言不同于立功，立功可载诸史册，人们只要建立了巨大的功业，就能当世确定自己必然能名载青史而本传后世。文章言论却具有较大的相对性，如果一个人的思想和文章在生前得不到社会的承认，他又凭什么能够断定自己的文章会被后世所接受呢?要知道，历史上被湮没的文章和作者可说是浩如沧海，多如砂粒。因此致力于文章成名者，大多希望在生前成名，亲眼看到自己的文章和思想被世人传颂。但这与立功一样，要受到社会制度条件的限制，即最好是先取得官方给予的一定名位，思想和文章才可能被官方接受、推崇而成就生前之名，这叫做:居高声自远"。杜南对此深有感触，虽曾立誓"语不惊人死不休。却也自叹"名岂文章著"。林通更是直接抱怨"苦无名位高今世，空有文章出古贤"，焦虑苦闷之情，溢于言辞。可见，以言传世，由于其不可测的成份太重，也难免引起追求者的痛苦焦虑。"

        以追求世俗之名为生命超越的取向，除了必然导致人们因个人愿望难于实现的痛苦烦恼之外，也造就了中国古代士子的特殊忧患意识，即对社会现实远离理想境界的焦虑。士子们对人生三不朽境界的追求，其总体方式和客观结果是为社会作出贡献，因而欲求此三不朽境界者，心中都高悬着一个明确的理想目标，他们追求不朽境界的实际表现，就是力求把心中的理想外优于现实社会，使现实社会趋近理想。如"屈原是抱着"美政"的理想和方案而以图报效楚国和改造楚国现实的。杜甫是怀揣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而追求功名和政治参与的。然而现实社会的状况，却总是不以他们的理想和意志为转移，他们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将现实与理想融合，因而现实与理想的强烈反差，必然会无可躲避地展现在他们眼前。只要他们心中还存有理想，只要他们还在对现实绳以理想的尺度，他们就不可避免地会对现实世界的不如人意强烈顾念，把君主的毁誉、国运的盛衰、民生的难易、时风的好坏、世道的善恶、民族的兴亡统统纳之于胸，激荡孕育出宏大深切的忧患意识，并无论他们自己所处的社会位置如何，都注定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把自己的生命扯入忧患痛苦和社会漩涡之中。

        毫无疑问，求名、求不朽的人，一生忧患劳顿，烦忙无息，是一个死而后已的艰难过程，这与佛家的生命超越境界大异其趣。人们沉溺其中、挣扎其中却不知自拔、不能自拔、不思卧拔，关键在于人们把名这一人生目标看得重逾泰山，弥足珍贵。而在佛家看来，这恰乎是世俗之人最大的无明，最大的愚痴。以佛家的尺度衡量，既然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万物本空，名又岂能是实。名不过是一种符号，而以名称呼的个体生命不过是因缘和合的偶然生成品，生命死亡，也就是构成这一生命的条件已经消失，并不由名决定，可见名是虚的，名又岂能使生命不朽?更何况，追求和渴望生命不朽，应该有一个价值前提，即活着就是快乐，否则不朽又有什么意义。但尘世生活却是诸苦汇集的无边苦海，而对名与不朽的追求，更是将入陷入深深的忧患和痛苦，因而对名与不朽的追求，实在是对人生本象的无知，实在是极大的虚妄，缺乏实际的价值基础。所以，佛家认为为了追逐功名而忧患忙碌实在不值，主张抛弃功名思想。有一首对世人颇有影响的佛家诗这样写道：

    朝臣待漏五更寒，铁甲将军夜渡关。
    山寺日高僧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

       在这首诗中，作者把入世求名者的生活与出世求佛者的生活加以比较，指出文臣武将们为了功名，起早赶黑，实在辛苦。而红日高照，不图功名的山寺僧人还酣睡朱起，享受着无限的清闲之乐，由此可见求名不如求闲。再看一首佛家诗：

    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
    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这首诗以轻松明快的笔调，渣染出作者心境的轻松明朗，并通过设想世人对自己的误解，巧妙地暗示世人繁忙之苦，而事实上自己又并非愉闲学少年，而是在享受人本来享有的清净闲适之乐。

       然而，就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而言，纵然出家为僧有千般好处，追求功名有万种不足，但绝大多数社会中人是不可能真的出家去寻求闲适清净之乐的，该忙碌的依然要忙碌，该追求的依然要追求。那么，依佛家的思想，又该如何来消除追求功名者的焦虑痛苦呢?这就是禅宗所主张的身在红尘必要净，以随缘任远的态度对待功名，做到"荡荡心无著"。早在晋代，对禅宗思想形成颇有影响的竺道生就曾经说过，"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这句话是化庄子"得鱼忘筌"之言而来。筌是捕鱼的竹器，鱼是人所要追求的根本目标，但如果捕鱼者把注意力集中在筌上，就难免本末倒置，丧失对真正目标的猎取。在这里，笆道生是借鱼和筌的关系比喻道、即真谛和认识真谛的方式手段之间的关系。阐明只有不为追求真谛的种种手段和方式所蔽障，心无枝痕未迹，才有可能直奔佛性，得窥人生和世界真谛。如果用这一思想来指导人们对功名的追求，就是要做到虽在追求功名，却不要固执于功成名就这一具体目标，不要把名当成终极目标，被功名思想所束缚和限囿，有所挂碍、而是要以超然的态度对待功名，把追求功名作为随缘任远地认识人生和生命意义及发挥自己自然本性的一种方式，而不在乎追求的结果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这样，人虽在红尘中奔忙，心却是清净闲澹的，不会因成败得失而痛苦烦恼，不会因企盼等待而焦虑忧患。

       佛家这样以小的无所缚著来超越功名思想、消解人生烦恼的智慧，对人的身心调节确实能起到一定的影响。以笔者所熟悉的两个人为例，就颇能见出以不同的心态对待名所产生的不同结果。在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中，评职称对于知识分子是一件大事。职称是代表知识分子社会地位和专业水平高低的一种名，是知识分子的工作和成绩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社会承认的一种判别标志。知识分子对能否晋升高一级职称非常看重，这虽然还不能与生命的是否不朽相联系，但却关乎精神能否获得支撑。用知识分子们常用的话说，职称是我们的脸皮，长不长工资无所谓，但脸皮不能不要。因此，一旦评职称的消息传开，知识分子们就萦萦于怀，充满希望、充满担忧、充满紧张。然而，毕竟僧多粥少，每一次职称评定的结果，注定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我一位中学要好同学的母亲，是位在医院工作多年的老护士，当文革后首次恢复职称评定的消息传开，她很振奋。她私下估算，按资历，按工龄，评上个初级职称是没问题的，谁知正式文件传达下来，参加职称评定者统统要参加考试;而且是笔试。这使她十分紧张，书本知识荒疏多年，年纪又大，如何能与年轻人比?但她还是勉力准备，在家里贴满了各种准备材料，苦读苦背，搞得神经衰弱。但结果她还是没评上，她承受不住这一打击，她的精神完全崩塌了，于是悄悄自杀身亡。事后人们都说她想不开。然而心一旦缚著于能否评上职称的荣辱，又如何能想得开呢?只不过她比一般人更极端一些罢了。另有一位笔者的同事，前些年对未能如愿晋升职称也是耿耿于怀，但近年来归依佛法，成了居士，致力于佛教文化的宣传，便顿然变得心定神闲，通脱达观起来。最近又评职称，恰逢她年届退休，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都要力争赶上最后一班车，以求安慰。而她却不，主动提出把名额让给年轻人，自己不再申请评职称了。言语之间，无丝毫遗憾，颇能表现出得佛家智珠者的心无挂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