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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美娟:探究生命哲学的人文意味
来源:本站  更新时间:2019/1/14 11:01:17  

南普陀寺

  1月13日,“2019年全国医学与人文南普陀中医论坛”正式开幕,论坛邀请了全国著名专家学者,开展多场医学与人文中医讲座,进行研讨与学术交流。期间,解放军总医院教授赵美娟为众作《生命哲学的人文意味》专题讲座,赵教授从医学的本质与特点、复杂系统性跨界交集制约下的现实环境、关于医学人文“讲什么”的思考三个方面对生命哲学的人文意味进行了详细阐述。教授表示:“人伦教化不是目的终点,只是从凡入圣的过渡而已。“医学要讲人文”,不是“时尚”,不是“活动”,而是人之生命神圣永远在路上的自我蜕变的历程。”

南普陀寺

  亚里士多德有一句话:“哲学应该从医学开始,而医学最终应该归隐于哲学。”谈及医学哲学与人文,赵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十八年来,我在做医学哲学与人文教育的同时也是通过这个在不断地自我修行,从中理解生命哲学的人文意味。医学走入21世纪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人民的健康也有很大的改善,生命预期和平均寿命都在延长,但现在的很多疾病都是慢性病,因此当今医疗模式存在着反思的空间,这种变化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医学哲学在这种情况下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医学和人文相结合就是为了回归医学本质——以人为本,在观念上如何理解健康和疾病,就意味着在医学上如何干预和处置这个疾病,人文的介入能够更全面地来看待人的整体性,这才是人文最重要的地方。医学不是在修理机器,而是要通过人的心理情感、生活、社会等多方面的整体把握后来认识疾病,要是忽略了人文那就是纯技术操作。”

  赵美娟:解放军总医院-解放军医学院从事以医学博士生为对象的生命哲学、医学哲学、健康哲学等人文领域的讲座与理论研究。解放军总医院“人文讲坛”执行创办人,现为基础教研室主任、教授,现役军人。主编教育部教育科学国家规划项目医药类高校教材《医学人文演讲录》、《医学人文讲坛》等著作。先后负责完成了教育部教育科学国家规划课题、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国家社科基金军事学项目课题等,先后获得全军军事科学优秀研究数项成果一等奖、二等奖等。

南普陀寺

生命哲学的人文意味
赵美娟
解放军总医院 解放军医学院

  为什么“医学要讲人文”?特别是,“医学要讲人文”基于什么前提?针对什么具体时空?概而言之,应基于医学的本质和医学的特点这一前提,针对现代医疗卫生事业面临的诸多挑战这一具体时空!

  一、医学的本质与特点

  医学本质上是向善的“大善”事业。本质上,医学是向“善”的关乎生命的事业。善的事业与“意义”是联系在一起的。“意义”是属人的,即:只有人这种动物才追问“意义”。而且,医学是关乎如何理解生命、如何赋予人生命意义的“大善”!只有在医学里,生命因直通诸如肉体生死或精神灵魂等的终极问题,这一“善”的意义才更强烈更特别,这是除医学之外的其它事业无法具有的本质便利。所以,医学说到底是“人学”:即医学本质上不是人与机械设备、人与药物技术、人与生物检测数据、人与金钱等的关系问题,归根到底,医学是一定国情文化等各种社会背景下的“生命观”问题:对人的生命现象与健康疾病转归所持的一种基本理念和行为模式,以及相关医疗政策体制机制安排等的价值体系,构成了这一“人学”的形而上与形而下内容。医学,因离痛苦最近,离脆弱最近,离无助最近,离死亡最近,所以,医学离真实最近!因医学彻悟(邂逅)生命的无常、苦难、孤独、脆弱,才(需要)敬畏悲悯,摒弃一切傲慢与偏见,进入真实的生命境界!因为懂得,才会珍惜!

  医学特点上具有经验性与技术性辩证一体。所谓“经验性”,主要指医生的临床经验丰富与否直接决定着诊疗的质量和效果。这是不争的事实。在现代医学对生命和很多诸如高血压、糖尿病、肿瘤等致病原因还不清楚的情况下,能否对疾病准确判断?能否对药物技术恰当使用?等等,这些都需要医生本人的临床经验积累方能驾驭!所谓医学的“技术性”,指医生个人形成的一套临床技巧、技能、技艺、技法等的“综合掌控”能力与本领。可以说,同样的患者和技术条件,由于医生的“综合掌控”能力和水平的不同,其诊疗效果会不一样!出色的医生,不仅懂技术,更深谙如何恰当适宜地运用到不同患者身上,不仅“能为”,更知道“应为”。

  惟其如此,有形的药物、技术等外部条件,与无形的医生内在临床经验和技术水平辩证结合,方能产生理想的疗效。正所谓技术(知识)无好恶,但使用技术(知识),却存在适宜恰当与否的匠心独具的专业精神和人文境界。

  二、复杂系统性跨界交集制约下的现实环境

  当代医学呈现出史无前例的医学技术性(专业性、科学理性)、医学社会性(法制规章、制度机制等)、医学文化性(伦理道德、养生保健、健康幸福等)社会多层级的复杂系统性跨界交集与制约,俯瞰其中每一个层面,都有较大的改善空间,但又不单纯,被其它层面制约,致使医学中的很多问题很难简单地用单一的视角说清和应对。也因此,众说纷纭、此起彼伏、各执一词、各讲一理、莫衷一是。大到“医改”,小到临床路径规范,可谓到头来“问题”又返回到医学的本质与特点的人文拷问上。换句话说,医学因对人之生命的爱与责任而诞生,因对生命的保护关怀而存在发展,医学与生命不离不弃,千回百转,呈现着美丽而坎坷的跋涉历程,如同理想与现实的永恒“恋人”,医学的意义因“生命的价值”核心围拢过来,使当下医学那些事儿难以避免地遭遇、挑战、暧昧、回归的是:医学的人文性!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那句“医学应从哲学开始,而哲学最终应归结为医学”至今,医学的哲学意味、人文性,一直呈现出历史阶段性演进(版面所限,不展开)。

  基于上述分析,当下医学人文侧重“讲什么”呢?

  三、关于医学人文“讲什么”的思考

  如何理性辩证地看待医学的进步与局限,理性辩证地认识人的生命与生死,理性辩证地理解医生患者的处境和诉求,理性辩证地看待当下医疗环境存在的问题和进步,应该说,这些,都需要医学人文视角的参与与贡献。

  基于这一立场,略述如下:

  1、倡导重塑生命观:

  生命观,说到底,是一种生命境界,表现为一种态度,一种方式,一种修养,一种高贵,一种价值追求,一种善。医学人文追求的是一种对生命、人性的终极人文关怀和情感寄托。在价值取向上,不仅要知“能为”,也应知“应为”;不仅在乎“结果”,也应在乎达到结果的“过程”;不仅关心“利益”,也应追求“价值”;不仅重视“权利”,也要履行“责任”;不仅注重“治愈率”,也应关注医患“满意度”。倡导重塑生命观,注重生命身心健康和谐的、责任与敬畏的、基于理性基础的人文情感和人文精神,十分必要。

  倡导这样的生命观,对理解自己的生命与意义,进而,推己及人。生命,因为懂得,所以珍惜;生命,必须懂得,必须珍惜。因为,生命的脆弱、无助、无常,与生命的顽强、坚韧、无畏,相反相成地展现在医学中,肉体寿命的局限与精神超越的无限,构成了人文精神的崇高悲剧性。悲剧性不是悲剧,是人类超越生死的伟大成熟与智慧使然。活着的意义正是这样的人文境界才使人的生命获得了意义!而医学扮演的正是这其中的天赐神圣使命!

  对于生命观,虽然东西方文化具有完全不同的走向和诉求,但是,都体现了对人之生命态度的一种伸张,进而,使东西方医学也呈现完全不同的学理路径和格局。比如,孔子和苏格拉底这一中西哲学的鼻祖,他们都重视人性哲学,但是,孔子、孟子走向了道德论:伦理道德在“人性理想”诉求中是最高地位。而苏格拉底、柏拉图走向了本体论:探究外部世界真理知识。相应地,中医与西医,具有文化象征意义地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对生命的解读和干预方式,比如:怎样看待诸如:衰老、缺钙、骨质疏松、白发、肥胖、更年期综合症等等,它们是不是“病”?其背后是否反映着生命观问题?这些“症状”,只不过是人从生到死的生命过程的必经阶段,而一旦命名为“病”,顺理成章地就要“治疗”!但是,这样的治疗,是否违背了生命内在的自然规律性?而且,常因为“治疗”又导致新的问题,甚至,危及生命。类似的现象还有很多,值得医学反思。

  不解决我们对自己生命的理解与态度问题,不会领悟医学的本质与有限功能。医学会不断发展,但不是万能的。

  2、倡导重塑科学观

  “人文”是相对于“科学”而言的。若问“什么是眼泪?”科学的解释就是“盐加水”。但是,从人文视野看,“眼泪”岂止如此简单?!“科学”与“人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没有真正的人文精神,就不会有真正的科学精神和科学进步。同样,没有真正的科学精神和科学理性情怀,也无法真正实现人文关怀和对生命的真正认识!缺乏科学理性基础的人文,是空谈。

  关于科学理性精神,用吴国盛教授的概括,科学的理性原则是“内在性原则和自主性原则”,他指出,这种内在性与自主性,是不同于满足世俗功利目的的,是纯粹的探究旨趣使然,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开篇第一句说的“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将“知性”视同人的“本性”,视为生命生活的内容①!可见,“求知”本身就是目的,不是手段!这样的科学理性精神,显然是与人文精神一脉相承的,本身就是人文精神的体现。

  所谓科学精神,首先不是知识或技术本身,而是一种精神和态度!借用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在谈到如何理解“现代性”时的概括:不是一个理论、一个学说,甚至也不是一个不断在积累的永恒的知识体系,而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有了这样的精神和态度坚守,其它具体的目标和效率才有可能。

  面对技术发达,手段多样,新药新技术层出不穷。不仅要做到“十八般武艺”样样过硬,高扬出色的专业技术技能本领;同时还要超越知识的“工具”性,变“使用”为“恰当使用”,倡导“责任与良知”的“态度”。医生在知识技术面前“用不用?”、“用什么?”“怎么用?”是有先后的,“看病”的任何诊疗决策,都涉及知识技能的选择与使用问题,否则,无法做到科学理性精神要求的对事实的尊重,对证据的尊重,达到对患者的尊重。常常一个医疗决策行为,包含着技术使用连带的社会性、甚至政治性、外交性等综合社会效益。对此,以理科成长起来的医生群体,应在临床中有意识弥补人文社会科学熏陶的的不足,注重领悟人心、人性中的美好,包容人性的不足;注重学习社会科学的境界和方法,诸如:掌握样本的概念;以及样本不能代替总本;任何事情、任何案例、任何例子、任何故事都是有偏差的……这些也是宝贵的专业本领。

  由于我国长期单纯知识技能型的医学教育模式,医学人才知识结构单一,普遍被动依赖有余,能动独立不足。比如,诊疗规范化是个好制度,但好制度也不是十全十美。人们习惯于将标准化、规范化、循证医学、约定俗成当成“圣经”,而忽略了现成的医学临床知识的个别性、概率性事实。概率性意味着:对每一位具体患者,概率依据不是充分的。倘若盲目照搬,误解、误用、乱用、过度使用势必难免,“提供个性化服务”实为空话。现实的情况不容乐观。

  可见,知识的运用如果没有人文境界、态度作前提,知识就成为教条和枷锁。在此,借用美国社会学家、政治家,曾任美国驻印度大使、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丹尼尔? 帕特里克? 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Pat Moynihan,1927-2003)的名言:“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②

  我国“道”的思想与科学理性精神十分一致。孔子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人天然之自性,圣凡平等,离诸分别。率性而行者谓之道,背性而行者谓之非道。这便是“天人合一”的“人道自然”的宇宙生命大智慧。到这里,“道”的境界与生命人性的境界同归于宇宙自然的境界!

  作为本文“责任伦理”的人文,与科学理性一起,构成言说当下“医学要讲人文”的重要方面。新的,未必是好的,好的,应是那种适宜的。适宜与否,要靠人去把握,靠人的责任心、态度、学识、经验、良知等这些科学与人文的东西共同去把握:“对医学而言,人文修养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它,是万万不能的,只有真正了解生命,才能敬畏、尊重和关爱生命。”

  作为本文的结论:

  人伦教化不是目的终点,只是从凡入圣的过渡而已。“医学要讲人文”,不是“时尚”,不是“活动”,而是人之生命神圣永远在路上的自我蜕变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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